编纂我们的《九标志》季刊的最后一项任务是写发刊词。我看了一下目录，然后问自己：我应该如何总结整期内容？是否有任何漏洞？
我确实注意到了一个重大漏洞：当下在许多教会内部和周围正在发生日益严重的针对福音派教义的解构项目，而在一期专注于讲纯正教义的期刊中，我们竟没有对它做出交待。《九标志》将福音派教义等同于保罗让提摩太和提多教导和捍卫的“纯正教义”（提前 1:10, 6:3；多1:9, 2:1）。因此，我决定在这里再私下写一篇文章作为编者按，既是为了阐明这个项目，也是为了就牧师可以怎样回应它提供建议，特别是在一些成员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强烈的反应之时。
这个解构项目是什么？
解构项目的基本指控是：福音派的信条，或者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基督教信条”，是在文化上更受制约的且更自利的，而我们福音派并未意识到这一点。该项目的倡导者之一，自由派伦理学家大卫·古希（David Gushee）在“福音派之后”（After Evangelicalism）中指出：
一种健康的后福音派的解经进路所要强调的现实是，圣经事实上永远是需要被人诠释的文本，而诠释它的就是我们这些有缺陷、有限、利己的人。
这里的控诉是普适性的，似乎是说每个人的解经和神学都植根于文化中，并且是利己的。然而，该项目实际上主要是在控诉白人福音派。白人福音派以他们的——或者，我想我应该说“我们的”，因为我是白人，也是福音派——教义为中心，并将其视为基督教正统的规范或标准。这是新作者但丁·斯图尔特（Danté Stewart）的话（来自推特）：
认为白人神学是规范而其他神学是“处境化的”，这种信念继续延续了种族主义的谎言，即白人基督教是信仰的中心，是判断其他观念的宗教合法性的标准。神学上的去殖民化也是认识论上的去殖民化。
换句话说，白人神学通过将自己呈现为“基督教神学”的规范，有效地将女性和少数族群的声音边缘化了。更糟糕的是，我们的教义维护了白人男性的权力，并参与了对女性和少数族群的压迫。例如，该项目会说，我们的救恩观过于属灵化和个人化，这导致我们忽视对特殊人群（如非裔美国人或亚裔美国人）的不公对待。同时，我们的互补主义观点导致了对妇女和儿童的虐待。因此，解构项目旨在对白人父权神学进行“解构”“去中心化”和“去殖民化”，这包括有预见性地指出白人至上主义和父权制度的存在，不论其在任何地方出现，甚至出现在朋友当中。
古希的文章“解构美国福音主义”（"The D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Evangelicalism"）指出，有五本近期出版的书在这个项目中发挥了作用。你可能读过其中的一两本，或者有教会成员向你询问过它们。让他分别总结一下：
克里斯腾·科比斯·杜梅兹（Kristen Kobes Du Mez）所著的《耶稣和约翰·韦恩》（Jesus and John Wayne），本书认为，白人福音派的特点是男权主义、有毒的男子气慨、独裁主义、民族主义、反同性恋情结、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对黑人的生活和权利的漠不关心。
贝丝·艾丽森·巴尔（Beth Allison Barr）所著的《圣经中女性身份的形成》（The Making of Biblical Womanhood），本书认为女性从属地位的教导是一种历史性建构，而不是她的反对者所声称的“明确的圣经教导”。
杰玛·蒂斯比（Jemar Tisby）所著的《妥协的颜色》（The Color of Compromise），追溯了漫长的历史，分析白人种族主义和福音派基督教在美国历史上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以及挑战白人至上主义的每一次努力是如何被白人福音派在神学上、政治上和道德上反对的。
安德鲁·怀特黑德（Andrew Whitehead）和塞缪尔·佩里（Samuel Perry）合著的《为上帝夺回美国》（Taking America Back for God），本书聚焦于作者所谓的“基督教国族主义”，但他们更确切地将其简称为（白人）“基督教国族-主义”。他们通过社会学研究证明，推动我们政治的一个主要因素是相当一部分的少数族群渴望一个由本土出生的白人基督徒男性来主导的美国。
雅各布·阿兰·库克（Jacob Alan Cook，曾经是古希的学生）所著的《世界观理念、白人性和福音派信仰的未来》（Worldview Theory, Whiteness, and the Future of Evangelical Faith）……本书相当有力地表明，白人福音派所标榜的“基督教世界观”与“白人性（whiteness）”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以白人为中心、以白人霸权的方式来看待和安排世界并回应人类的差异。换言之，所有这些世界观的会议和研究会，实际上可能是在教我们如何像白人那样思考，而不是像基督徒一样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书都不是出自圣经研究学派，就像 20 世纪 80 年代平等主义对互补主义的批评一样。这个解构项目并不是以关于圣经的对话开始的。相反，上述书籍代表了三位历史学家，两位社会学家和一位神学家的工作，如果我对他们网上的简历理解正确的话。这些书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提供一些关于圣经文本的主张，但其首要主旨是历史学或社会学的——不太是“这就是《提摩太前书》2:12 的实际含义”，而更多是“互补主义解释甚至翻译了《提摩太前书》2:12 等段落来维护男权主义”。
换言之，问题的实质不是你我对圣经的理解之间的对错较量，而是我对圣经的理解与你的叙事之间的较量。而我所说的“叙事”，是指人们的个人故事，生活经历，以及那些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中占据重要地位并被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关心票数的政治学家，等等）记录下来的故事。解构不是从解释圣经开始的，而是从对解释者进行解释开始的。
在这个过程中，神学从科学王后的宝座上被拉了下来。或者说，至少，当我们把人们的生活经历和历史普遍视为提供了“发生的事实真相”，同时对解经家和神学家的工作投以怀疑的目光时，就有这种风险。
然后，像我的朋友安德烈·沃克（Andrew Walker）和丹尼·伯克（Denny Burk）这样的保守派，会带着一些恼怒做出回应。安德烈最近发推说，
如果一种神学立场是错误的，那么你就从释经学上证明它的错误，而不是因为批评者以自己的社会学限定为预设（或者我敢说，就是“世界观”），就说它为什么“必须”是错的。谁知道后现代主义会如此老套和无聊？
伯克在推特上引用沃克的话，谈到：“如果你的神学嚼来嚼去都不过是谁有权力、谁没有权力的问题，那么你就不是在做神学。你是在做身份政治。”
沃克和伯克的反应将我们引入我感兴趣的问题核心。一方想要就圣经进行对话，而另一方实际上不允许这样的对话。沃克说他只对“诚实的解经”感兴趣，没有“别有用心的动机”。但贝丝·艾丽森·巴尔很快在一篇文章中回应了沃克的推文，并“自信地”断言他无疑有一个动机，他只是在进一步推进他的互补主义。在她看来，这就是在维护权力。他想要解释圣经，她想要对解释者进行解释。如果他试图捍卫自己的立场，该项目就会像电脑程序一样回答说，他的辩护证明了最初的控诉：他在保护自己的权力。历史证明了这一点，社会学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各种模式证明了这一点，生活经历证明了这一点。
同样的情况也丝毫不差地出现在我的朋友凯文·德扬（Kevin DeYoung），以及他对杜克·权（Duke Kwon，也是一位朋友）和格雷戈里·汤普森（Gregory Thompson）的《修复》（Reparations）一书的书评上面。德扬说他发现这本书在神学上有问题。权和汤普森回答说，他所谓的神学分歧使他卷入了白人至上主义的政治工作，即使是在无意中。这是该解构项目的另一个例子，也是（并非偶然地）说明了我们更广的教会朋友圈几年来如何朝着非常不同的方向前进的一个例子。
简而言之，发生在福音派教会内部和周围的解构项目，就像一般的后现代哲学一样，致力于揭露隐藏在各种真理声明中的权力意志。你所教导的关于神、公义、信心和行为，或是男人和女人的教导，是因为你被好的、合乎圣经的论据说服了吗？还是因为这些特定的信念让你和那些看起来像你的人在世界的等级制度中高人一等呢？
牧师应当如何回应？
我在这篇文章中的目标不是对上述书籍做出具体回应，更不用说它们的所有论点了。此外，我不打算梳理解构项目的成员或同情者之间的神学分歧。有些人，比如古希在他的《福音派运动之后》一书中，否定了圣经无误的教义，称圣经中只有部分内容是神的启示，即那些“证明有用”的部分（Kindle 版第 44 页）。此处插入吃惊的表情符号。其他人可能暂时接受圣经无误论和更保守的神学，但我相信这些人可能很快就会发现，恰恰是他们所坐的分枝，正是该项目想要锯开的。
我的目标是阐明这个项目，希望能对你和你的教会成员有所帮助。在这个过程中，我所做的事将会完全符合该项目对像我这样的人的控诉：以自己的观点为中心。对此我只能说，控诉者也一样。我们不能不说出我们以为真的东西，即使是否认真理存在的人也是如此。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没有人拥有上帝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始终不应该对自己的判断抱有过于绝对的态度。另一方面，神用圣经中的一整卷书（《箴言》）来指导我们寻求智慧和聪明。而感恩的是，神把它们赐了下来。
第一，通过问这个问题来操练分辨力：这是真正的伤害还是后现代这样说？
如果你是一位牧师，也许你已经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你的教会中有一群成员要求你进行一次聚会，他们想要在这次聚会上讨论的是，他们怎样感到被教会中的长老或另一群人伤害。当你坐下来聆听时，有两件事变得清晰起来。首先，虽然是集体发言，但你感觉到这些成员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些人是真的受了伤，而你表示同情。有些人则是对他们所受的伤害夸大其词，你略微表达同情，但并未达到他们的预期。有些人是狼，他们摆出保护受伤者的姿态攻击你，并对此有一种邪恶的快感（不过请记住，狼从不认为他们是狼，反而经常对他们的事业有一种深深的正义感）。还有些人只是富有怜悯的朋友，他们爱那些受伤的人，但这些人和那些受伤害的人一样，有被狼带入歧途的危险。
第二件事情很清楚：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但他们以集体的方式发言，并认为自己是在同一条船上。狼成功地为这群人制定了对话的框架。他们已经成功地利用了真正的伤害来实现他们分裂教会、热衷权力的目的。他们让你想起《彼得后书》和《犹大书》中描述的假教师和好讥诮的人，他们成功地使真正受伤者的精神混乱，使其属灵状态恶化，几乎摧毁了这些受伤的羊和羊群其他成员之间仅存的信任。
鉴于这一切，你开始得出了第三个结论。这整个聚会最终不是关乎人们的个人故事或想法，而是关乎属灵的势力。你并非在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属灵气的恶魔争战（弗 6:12）。所以你靠在椅子上，静静地祈求主赐给你分辨力和祂的能力。
概括地说，这就是我对解构项目的看法。我们需要从牧师的视角开始，这意味着要意识到我们谈论的是真实的人，他们有各种好的和坏的动机。我只能说，该项目既源于真实的经历，也源于狼的工作，他们利用这些经历把人们引入错谬的教训和教会分裂。错谬的教训有不同的别名，如批判理论和身份政治。不过对我来说，身份政治和批判理论一直看起来像是应用后现代主义，正如“解构”一词所暗示的那样。倡导该项目的人可能并不是有意地想要按后现代主义那种世俗、反对神的观点来运作，但他们已经采用了后现代主义的基本诠释学来解释世界。这就好比他们已经和魔鬼一起散步，并要求他说明他对他们前面的所有景象有何解释。很快，他们甚至就在保持对基督教基本原则的信仰的同时，开始模仿他的诠释学。人们可能会指责他们接受了另一种神学，但他们问心无愧地否认了这一点。
尽管如此，对后现代解构项目的牧养性回应需要的不仅仅是抨击正在起作用的思想。你我必须牧养真实的人，他们有时会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而被错谬的教训所吸引。
例如，假设你正在辅导一对已婚夫妇，你得出的结论是，男方对他的妻子进行了情感虐待。同时，女方一直在阅读女权主义的作品，这使她相信她的婚姻问题根源于她丈夫和你的互补主义立场。因此，她不信任你。作为回应，你想训斥他和安慰她。但你也想警告她，她新找到的女权主义不能给她所寻求的保护、公义和爱，这不过是饮鸩止渴。无论如何，你的任务是既要对付他的问题，又要给她开另一种药方。后者尤其难做，因为她所经历的虐待和她正在阅读的作品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烧毁了你和她之间的任何信任桥梁。对她最轻微的纠正都会被解释为“站在他那一边”，即使你百分之百地站在她这一边，斥责他更大的罪。
简而言之，作为牧师，你不能奢望将福音派教会内部的分裂、断层和动荡仅仅当作神学或意识形态问题。这也是一个牧养问题。你的任务是既要承认伤害，又要把它与庇护受伤者的谎言区分开来。你的任务是分辨真正的伤害和由错谬的教训激起的过度伤害感。而你的任务是揭露这种错谬的教训，它给受伤之人以庇护感，诱使他们相信你并不关心他们所受的伤。这一切都不容易，我们有时都会犯错，我当然也会。
我认识到今天的基督徒对于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在美国教会中的普遍程度，存在各种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它完全是编造出来的，我不认为魔鬼有那么愚蠢。我认为他等着教会里面发生真正的伤害，然后第一个出来表示同情，同时也指责弟兄们，并声称罪孽比实际情况要深远。批判理论和身份政治能如此成功地吸引人跟随的原因在于，它们完全是以受伤害之人为中心打造的计划，要成为他们的福音。然而，即使他们一方面为不公义的受害者提供了免费呼叫中心，另一面却通过给某些群体的一切行为贴上“不公义”的标签来分裂教会。像我这样的保守派看着这种捏造冤屈和分裂教会的行为。我们变得有防御性并做出回应，好像整个对话只和思想有关似的。然而，我们却未能致力于找出真正的不公义。我并不是要控诉数以万计甚至数十万计忠实的互补主义教会，他们在自己的会众中大力反对不公义和虐待，却从来没有让一个学者或记者来现身采访过。但在出版和博客领域，长期以来我一直觉得大部分反虐待的作品都是平等主义者写的。而事实上，根据我们自己的原则，互补主义者应该是最猛烈和首先回应虐待的人。我们留下的空白，其他人会进来填补。因此，当我们还在与思想观念做斗争的时候，解构项目的伤痛辅导员就偷着进来扫荡了下一代。类似的动态也会发生在种族问题上。
这里的底线很简单：牧师应该参与解构项目，既要有爱心，也要有清晰的真理（见弗 4:15-16）。爱心能有余地来行使智慧、对复杂问题抽丝剥茧，以谨慎和细微的方式说话，以解决真正的伤害和不公。清晰包括不被伤害误导和控制，而是果断地诉诸于圣经问题。爱心需要牧师，清晰性需要神学家。我们大多数人都会在一个方向上出错，所以要了解你自己的倾向，然后在这两个方向上都努力。
但对于神学讨论来说……
第二，确认教义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后现代主义在某些观点上是可圈可点的。例如，对受罪性驱使、堕落的人类追求权力的动机进行怀疑是再正确不过的，这其实也就是对我们内心的“旧人”进行怀疑，即使是圣经诠释者和神学家也不例外。古希和解构项目认为每个人都是利己的，这也是对的。
事实上，改革宗神学家早就接受了我们自己的“怀疑诠释学”，如后现代理论家所起的名。我们称之为全然败坏的教义，认为罪渗透于我们生命中的每个领域，包括我们试图所撰写的教义中。
此外，全然败坏的教义对教牧事工来说相当实用。它教导我们，永远不要轻率地低估有关罪的控告。当我们信任的带领人因犯罪失去教牧资格时，它能帮助我们的信仰不至于陷入混乱。对于这次对话来说最重要的是，它帮助我们降低自我防卫并认真倾听针对我们和我们的团体所提出的罪的控诉。它帮助我们从愤怒的成员那里也能听到 10% 的真理。
如果圣经确实像我在国际正义使团（International Justice Mission）的朋友约什·托马斯（Joash Thomas）所注意到的那样去“设法解决不公道的天平和权力动态问题”，那么我们希望引导我们的心，使之能够倾听对我们的控诉。审判要从神的家起首。
第三，确认我们普遍容易受到权力的诱惑。
如果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和解构项目正确地指出了教义和权力之间的关系，那么它们错误地限制了它的范围。或者正如德扬所说：“批判性种族理论走得还不够远。”利用我们拥有的任何权力来谋取私利的诱惑是普遍存在的，正如《箴言》中的祷告所暗示的那样：主啊，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参箴 30:8–9）
德扬写道，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根本问题是“将‘权力’局限在种族、阶级和性别这一个轴心上。”再举几个例子：“权力可以通过教育、金钱、肤色、受害者身份、智慧、美貌、名声、拥有正确的意见、表现正确的美德以及一千种其他事情来赋予。”德扬总结说：“改革宗神学告诉我们要警惕罪恶地使用权力，它告诉我们要发现它——即使在我们寻求救赎的过程中——只要发现诅咒就能发现它。”
真的，对控诉的范围进行限制，本身就是在主张权力：“我可能有点坏，但你很糟糕。因此，应该由我来统治，而不是你。”
再想想古希的话，他断言每个人的解释都既植根于文化且是利己的。但是，有没有人，不管左派还是右派，曾基于我们都是利己的这一原则而主动放弃自己的解释？从来没有。即使有人真的放弃了一种解释而采取另一种看法，并承认他们过去的立场是利己的，他们是否会立即转过来取消这种同样基于利己的新立场呢？同样不会。古希的观点相当于一种老掉牙的陈词滥调，就好比一个温和的浸信会信徒和长老会信徒会同意，主会在天堂解决他们的分歧，而非现在放弃这些分歧。这很好。但这种陈词滥调变得虚伪狡诈的地方在于，它成了一种武器，永远只攻击一个方向：用来推翻别人的观点。这就是所有后现代哲学及其产物——不是放弃自己的权力，而是破坏别人的权力。
牧师啊，你的工作是教导人们反对这种自以为是的单向论断。要提醒那些急于控诉他人的人，耶稣的命令是先找出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再去挑出别人的刺。要提醒他们，所有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
第四，区分为真理服务的权力和为权力服务的真理。
然而，教义和权力之间的关系，或者说，神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并不全是坏事。它只是单纯存在，而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将真理与权力联系起来。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让权力为真理服务的态度，而不是让真理为权力服务。
如果我假装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一篇编者按，我会说说整个《九标志》期刊都是在展示权力如何存在于对真理的服从中。我们认为，纯正的教义改变人，也会改变群体（不纯正的教义也是如此）。例如，我在其中一篇文章的开头提到，“唯独信心”可能是宇宙中最具政治性权能的教义。本期刊中一篇篇文章也试图把教义与其实际效果，即它的权能联系起来。
实际上，我们的福音就是一种大有权能的福音，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可以谈论他渴望“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腓 3:10）。传福音的牧师是权能的供应商，尽管我们交易的唯一权能应该是超自然的权能——“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的能力”（林后 10:4）。而我们获得这种超自然权能的唯一途径就是讲明神的道并依靠祂的灵（林后 4:1-6），这正是后现代的解经家们想要质疑的事情。
然而对受造物来说，真理和权能的关系是完全明了的：神是真理的源头和标准，我们对祂的真理的第一反应必须是顺服。有一种神圣的秩序是我们不能重新创立的。因此，人类——尤其是基督徒——必须始终且单单地采取一种让权力为真理服务的态度，而不是让真理为权力服务。
世俗主义者采取相反的态度。如果否认了神的存在，真理就变成了人创造或构建出来的东西。因此，后现代主义和应用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看待世界和所有历史都是以真理为权力服务的眼光，就像伊甸园里的蛇一样。我对上述书籍中说明的解构项目的担忧是，好心的基督徒可以采用基本上是后现代的方法论信念和策略，这反过来又产生了后现代的结论：一切都是关乎权力的。
请注意：我不是在谈论内心动机。我并不是说“解构主义实际上想要权力，所以他们控诉说福音派想要权力。”如果我们要就内心动机进行对话，我将会控诉我们所有人。我从各个方面都感受到这一点，包括当我省察我自己罪恶的内心时。
相反，我说的是（基督徒）社会科学家们和这些书的读者们在方法上的信念，即把揭露他人，特别是在某些类型的人中的权力意志放在首位。这种信念必然会发现它想找的东西。如果你戴上红色镜片，你看到的世界就是红的。毕竟，任何群体中的堕落者总会为解构主义者提供大量的证据来证明他们的假设，即一切都与权力有关。选出你想要的任何团体或个人，甚至是最圣洁的圣徒。提出该团体或个人是出于利己的动机这一假设。那么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研究，你回回都能证明这个假设。
然后将这种方法论或策略应用到和圣经或神学有关的对话中，你就可以炸毁一切。那根炸药包会摧毁每一个神学家和每一个神学。这就是属肉体的人如何看待福音之爱本身，并将其视为压迫和奴役，而基督自己却说，“这是自由。”
与解构项目的成员告诉你的相反，事实上，近期的研究表明，神学上进步的基督徒比神学上保守的基督徒更容易将他们的信仰政治化。[1]
第五，学习历史，但不要太相信历史学家。
解构项目提醒我们，牧师和基督徒通常应该追求学习历史。当该项目具体地指出基督徒在历史上特定的犯罪时，它对我们所有人都有益处。我们不应该害怕学习历史，而应该诚实地对待它。例如，蒂斯比的书《妥协的颜色》（The Color of Compromise）揭露了白人基督徒与种族主义共谋的可耻历史，我不知道为何基督徒不愿意了解这段历史。
即便如此，我不鼓励基督徒给予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与他们给予牧师和牧师的圣经教导同等的信任。对任何历史学家都是如此，但也许对那些从事广泛的后现代解构项目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尤其如此。要记住，学者不会像牧师那样要为他们对会众灵魂的牧养交账（参来 13:17）。而且他们通常不会在工作中考虑牧养因素。
此外，我担心我们这一代人，喜欢解构项目中写得像新闻一样的社会历史，对历史的写作已经变得有些天真了。知识史学家昆汀·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引用伏尔泰的话说，书写历史太容易“变成我们对死者玩的一堆把戏”。斯金纳观察到，它变成了“将自己的偏见固定在最有魅力的名字上的一种手段”。然后，他很有帮助地概述了一些社会历史学家和思想史学家通常会乐于接受的神话，例如“一致性神话”，在这种神话中，他们会安排叙事的细节，来呈现对一个人的观点或一段历史时期的统一解释，而实际上并不存在这种一致性；或是“教义神话”，它把一个人零散或偶然的言论收集起来，说他持有一个教义，而实际上是他不可能持有的。
解构项目可能想要对解释者进行解释，但把问题抛回去是值得的。神学家和解经家至少有固定的（圣经）文本，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可以说的东西。他们可能会做诠释学体操。谁会否定这一点呢！然而，封闭和固定的圣经正典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检验他们的工作，就像庇哩亚人对保罗做的那样（参徒 17:11）。然而，例如，当杜梅兹认为战后白人福音派的特点是男权主义和有毒的男子气慨时，没有文本或固定的数据来检验她的工作。她可能会提供 14 个甚至 140 个例子来证明她的观点。但我们怎么知道还有 140,000 个反例仍未提及呢？我们可以从这 14 个例子中学习——“不要做那些家伙做过的事！”但她关于“整个福音派是什么样子”的总体论点可能只是重申了她的意识形态和神学观点而已。即使你在她的特定专业领域拥有博士学位，也无法依据任何东西来检验那些更宏大的主张。
类似地，我很欣赏蒂斯比对具体历史事件的介绍，这些事件表明了白人与种族主义的共谋，我鼓励基督徒学习这段历史。我为每一个例子感到悲伤，并希望教会努力避免重蹈覆辙。然而，我们是否应该假设蒂斯比选择的故事为认识过去或现在的白人基督徒提供了完美的上帝视角？我想他不会这么说。你也不应该这么说。此外，随着他书中的最后几章从遥远的历史转向近代和当代，蒂斯比自己的意识形态倾向变得更加明显。可以肯定的是有一个预设目的，我想他会承认这一点。但读者不应该天真地以为他提供的是客观的东西。
简而言之，基督徒应该阅读历史并学习它。但他们决不能像信任圣经一样信任任何历史学家。要教导你的成员，我们可以从历史和社会学的作品中学到东西，但只有圣经能让我们以神的眼光来看待宇宙中的生命。圣经是神亲自说的话，这是我们唯一完全客观的真理。
因此，圣经呼吁会众听从教导他们圣道的牧师，而不是听从那些诚然有时会提供有用的补充工作的学者，这并不奇怪。把圣经放在首位，这是唯一能保护教会免受错谬教训的方法，这意味着对解释者的解释必须永远处于次要地位。我们最终不得不转向圣经，即使我们也从故事中学到东西。
那么这两种知识的来源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第六，解释圣经和叙事之间的不对称。
沃克认为我们应该在解经中解决我们的争议。解构项目称这是虚张声势，它想要改变对话的条件，使之与解经家有关。
这里的危险在于，我们把圣经和叙事对立起来，让人想起神的诫命和人的传统之间的相争，耶稣站在一边，法利赛人站在另一边（参可 7:8-9）。或是圣经与教权之间的相争，新教站在一边，罗马天主教站在另一边。或是圣经与科学之间的相争，福音派站在一边，而新教自由派站在另一边。在这一切中，没有人质疑科学和传统是否可以教给笃信圣经的信徒一些东西。相反，问题是这两种知识来源的相互关系是怎样的，特别是在出现张力或分歧时？谁具有决定性呢？圣经还是传统？圣经还是科学？（要明确一点，我说“圣经”是为了简略起见。真正的竞争者是我们认为圣经所说或所教导的内容，即合乎圣经的教义。）当人的传统或科学被赋予了高过圣经的权柄时，麻烦就开始了。
在这个后现代的时刻，人们的个人经历和群体历史被最大限度地利用，来质疑传统教义。解放神学挑战着有关救赎、末世论、甚至是上帝的传统观点，人们所经历的虐待经验也对家庭和教会中男性主导地位的传统观念提出了质疑。此等案例不胜枚举。
即使在正式肯定神话语的充足性、无误性和权威性的基督徒中，也存在着一种风险——从文本外面（从外部）而不是从文本里面（从内部）去读经。这意味着让传统、科学、社会学、历史、生活经验或个人创伤等因素，成为塑造和决定我们解释圣经的权威框架。然而，从文本里面去阅读圣经，意味着让圣经本身的故事情节和框架成为我们看待世界的标准。圣经给了我们一个被造的秩序，这反过来应该构成我们的世界观和对一切事物的解释。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用倾听生活经验、传统或其他任何事物？当然不是。基督徒应该同时（1）承认圣经和叙事之间存在一种诠释学的螺旋，每一方都帮助我们理解另一方，（2）同时也要坚定而果断地主张，双方的关系是不对称的，因为只有圣经才是规范性准则，是神启示的、无误的道，只有它拥有绝对权威，去约束良心和教会。更进一步说，圣经教义与叙事之间的关系就像律法和智慧之间的关系。前者建立规则和界限，而后者帮助我们在这些规则和界限内驶过这个美丽、疯狂而危险的世界。
例如，圣经为我的婚姻架构提供了权威性的话语。而婚姻生活和教会生活中的鲜活经历使我更加明白丈夫意味着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更期待在教会婚姻退修会中听到，一个拥有三十年婚姻生活的男人的教导，而不是结婚才一年的弟兄的教导。婚姻生活帮助我们理解圣经关于婚姻的教导（又名，教义），这教导又反过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婚姻，诸如此类。
同时，我们必须坚称，圣经仍然是更关键、更根本的知识来源，它能够约束良心和教会。不管释经者是否利己，人类靠着神的恩典都可以掌握“纯正的教义”。他们可以客观地讲述圣经所教导的真理。如果他们做不到，保罗就不可能命令“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多 2:1；另参提前 6:3–4）。波莫纳学院的学生可能会宣称“客观真理是白人至上主义者所信奉的‘神话’，但这种说法在笃信圣经的基督徒中无立足之地。
后现代主义对解释角色的强调有些太过了。其观点诱使基督徒相信，圣经不能被客观地理解，或者我们不能客观地阐明真实的教义，或者我们对圣经的一切说法都值得怀疑，因为它只揭示了我们的文化处境和罪恶的利己之心。诚然，亚当和夏娃堕落的儿女确实就如今天的大学想让我们以为的那样。有些文化可能崇拜股票市场，有些可能崇拜他们死去的祖先，但我们都生来崇拜神以外的东西。有些文化可能强调羞耻，另有一些强调罪疚，有些强调个人，另有一些强调家庭，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在设法使自己称义。圣经给了我们一个充满罪恶的利己主义者的世界，却仍然断言基督徒可以认识真理。它向我们展现了文化分歧，却仍断言基督徒可以去全地，使万民作门徒，并真正地相互理解。如果你曾经到过海外，并与那里的在基督里的弟兄姐妹相处过，你就会知道这是真的。后现代主义，也包括整个批判理论世界，否认这一切，这里面恐怕既有他们的既得利益，也有其不可告人的动机。
我们既需要圣经教义，也需要叙事，但他们的地位并不对等。一者具有权威，可以约束良心和教会；一者助我们增长智慧，时而成功，时而失败。同时，罪恶的利己主义可能确实无处不在地困扰着我们的释经工作，但对此的解决之道不应单单指责他人的利己，并为自己开脱，而应该进行更为全备的解经。我们的教义可能让我们失望，但解决办法不是把最终的权威交给我们的故事和经历，而是改进我们的教义。因此，我们不完美地、踌躇地、逐渐地，并且在不断需要纠正的过程中，渴望将圣经作为给予我们世界观、解释世界和纠正生活的权威框架来阅读。在圣经教义和故事相争时，不存在任何妥协，圣经教义必须胜出。
第七，区分种族意识和种族本质主义（Race Essentialism）。
在前面的六点中，我一直在广泛地谈论解构项目，因为无论该项目转向的是种族、性别、性取向或任何其他潜在权力斗争的轴心，它都是按照同一套后现代的假设和方法论来运行的；而且它不断趋向于创造一种全新的“古希式（Gushee-esque）后福音主义”——又名自由主义——神学，有些项目参与者有意地加入其阵营，有些则没有。
鉴于我最近在多个地方提及性别话题，也许在此就种族话题发表一些评论，可以表明我至少是在尝试应用上述六条经验的。这里的核心观点是，牧师们应该努力就种族和种族主义的话题教导和门训成员，我们这样去行的时候，应以圣经为本，而非以叙事为本。并让权力服务于真理，而非让真理服务于权力。我要提出，合乎圣经的方式正是种族意识的方式。我相信，后现代的方式是种族本质主义的方式。我并非种族问题专家。但我的目标读者啊，我是一个像你一样的牧师，我们有时会被要求去解决一些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并非专家。不过，我写过一些关于教会纪律的书，因此对纠正罪有一些想法，而这正是这场对话的主要内容。
也许，讲述我自己在这场对话中的参与经历，即我自己的亲身经验，会有所帮助。多年来，我经常在讲道和主日学课程中，有几次也在文章中提到种族问题。教会中的一两个朋友提醒我可能需要适度减少这方面的谈论，因为我总说车轱辘话。尽管如此，我曾感受到——并且还在感受——教会与长久困扰美国的罪恶同流合污的悲剧，如前面提到的。
我相信，不论是少数族裔还是多数族裔，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我们的教会是天国的大使（参弗 2:11-22；诗 133:1）。然而，我也相信审判要从神的家起首，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时刻警醒，不断地悔改（参彼前 4:17），无论是故意犯罪，还是无意犯罪（参利 4），当中也包括种族方面的罪，只有愚妄人才拒绝倾听（参箴 12:15, 13:1）。“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诗 139:23-24）
我相信圣经对个人性的罪和结构性的罪都有警示（参赛 10:2；斯 3:7-14；可 7:1-13；徒 6:1 等），而种族不公可以表现为这两种形式。
保罗把“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这些种族和政治类别称为“一个身体”上的不同肢体（林前 12:13）。然后，在几节经文之后，他又呼吁我们与那“受苦”的肢体一同受苦（26 节），就此，我相信他呼吁我们意识到，这种苦痛可能会跨越不同的种族和政治界限出现。并且作为一个牧养判断，而不是圣经原则，我相信这在美国教会中应该尤为警惕。几个世纪以来的种族主义不会迅速自我修正。
最后，我相信，根据约翰在《启示录》7:9 中看到的异象，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人聚集在神的宝座前，多样性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可以享受的恩赐。
我已经在自己的教会中传达了所有内容，并鼓励牧师们在教会内就种族问题进行对话，我相信，也感谢少数族裔的朋友们长久以来的信任。我们应该有种族意识，种族意识会使人倾听和学习，它使人研究历史，询问来自不同种族背景的人们的生活经历。它当然会找寻伤害、痛苦和不公义。它要求我们意识到种族或民族（无论你现在喜欢哪个词）存在于这个世界，它会塑造人们的生活。因此，2006 年，它在“共同致力福音”（Together For Gospel，T4G）的肯定与否定条款的第 17 款中，得到了阐述。种族意识提供了一种难以归类的混合体，它要求我们在友谊和牧养分析中，既是色盲，也有色觉。爱一个少数族裔的朋友，意味着意识到他作为一个少数族裔成员的经历，但这并不意味着总是并且只把他看作一个少数族裔。我们共同的人性和在基督里的联合也必须是色盲的。“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西3:11）。
在这场对话中，我愿推荐三本可以服事到你们的书：
然而，在 2014 年之后的某个时刻，关于种族问题的对话开始发生变化，尽管这些变化在我的脑海中成形需要一些时间。而且，毫无疑问，我现在给你的不是圣经教导，而是一个人的模糊想法。渐渐地，我发现，在个人对话、书籍中，以及在网上，都要求我采取一种解释和观点，这种解释和观点不太诉诸于清晰可辨的事实，而更多诉诸于整体模式或叙事。这种解释是一种种族化的解释。有一次，当事实指向相反的方向时，我基本上被告知事实并不重要，因为叙事才重要。
现在，一些历史把我个人说服了，这些历史认为几个世纪前种族的产生和世界的种族化实际上是从以白人至上主义将种族主义和奴隶制正当化开始的。问题是，当你开始用种族化的透镜看世界时，你如何以及何时摘下镜片呢？事实上，这场对话开始坚持，我们不应该试图让世界去种族化。你永远无法摘下镜片。相反，今天的正统观念认为“色盲”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白人至上主义和强迫同化。我们永远被困在种族主义最初的种族本质主义中，我是我的肤色，你是你的肤色，而且没有出路。
此外，尽管正统观念并未如此宣称，但其开始强调系统的重要性，并且也控诉内心的动机和观点。再者，对“体系”或“结构”的强调不仅仅关乎我们已经具体确定的法律、实践和价值观，就像当人们谈论吉姆·克劳（种族隔离法案），红线歧视，或者甚至更微妙的、可被显明并说出名字的实践和传统时那样。我不知道左派或右派有谁反对起诉一些可以证明的，或个人或系统的事情。更难的是，即使没有任何可以具体确定的事情可以控诉，系统性的控诉仍然存在。相反，控诉成了一个假定的前提，一个预设的结论，一个全知之眼。控诉像云一样吞噬我们——一种被标记为“白人性”的虚假意识，它笼罩一切——一种涉及心灵、思想和灵魂的存在方式，就好像说，“当然，你会这么说，你说这话是出于白人特权。”控诉的证据有时候是具体的，但往往不是，无论哪种控诉方式都诉诸于历史模式：“350 年的历史必然意味着罪孽仍在继续，这就是模式，持续的不平等现象证明了这一点。”有时，控诉是正确的。
我不确定最恰当的标签是什么——批判种族理论？反种族主义？我认为“身份政治”是对其最贴切的描述，但我不想纠结于此。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更大的画面，以及我在自己的人际关系中经历的是，关于一场种族意识的对话演变成了一场越来越像种族本质主义的对话。人们从强调历史转向一种历史主义，通过一种意识形态的透镜来解读所有的历史；从颂扬多样性转向要求特定的政策作为悔改的标志。简而言之，在21 世纪的前十年半，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在进行民权对话。之后情况有所变化，民权传统被一种我称之为更彻底的后现代主义给吞噬了。
说到批判种族理论（CRT），为它辩护的人会很快说，这只是一种法律理论。的确，这正是它的本质。这种理论以种族术语对生活中的一切进行“立法”。规则和传统、工作和娱乐、健康和性、城市、国家和帝国，你我的心，甚至反对种族主义的古老方式——所有这些它都通过种族化和压迫的法律来审判。在解构项目的性别对话批判权威之处，后现代种族对话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做着相反的工作。它对一切事物进行立法，它创造法律，批判种族理论是快速推进种族化的摩西。它是当今最主要的法利赛主义之一，对我们的社会和文化提供了一个上帝视角，使它们置于永远的控诉之下。在证明无罪之前，我就是有罪的。
困难的是，只要种族的罪存在，就会永远有证据来验证这一理论。真实的、持续的、可命名的罪，让漫无目标的、无名的、普遍性的控诉得以持续存在。正如我在第 1 点下提到的，撒但喜欢在第一时间对真正的伤害表示同情，然后却利用它来宣布所有人都有罪。
随着更大的种族对话发生改变，个人性的对话变得越来越紧张和艰难。我至少有一次说，“我的心与你和这个事业同在，但我的良心无法跟随同行。”而对方的反应会很尖锐，“你应该听，而不是说。”关系变得紧张，在某些情况下甚至破裂。
雪上加霜的是，我看到右派的基督徒——在我看来——是对左派基督徒的侮辱、恶意、毁谤和歪曲。这些都是真正的不公，需要他们自己进行对话。然而，在几年之内，双方对彼此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信任消失了。我再问，你会对在女权主义的著作中寻求庇护的受伤妻子说什么？你会敲打丈夫，是的。那个也会。但如果你认为她吃的药有毒，你会对她说什么？
我猜有的写教会纪律的人会说，让我们谈谈《马太福音》18 章吧。它提供了一扇门，可以帮助牧师教导和训练他们的教会具有种族意识，而不是向种族本质主义让步。
当教导《马太福音》18 章与教会纪律相关的内容时，特别是第 16 节，我们《九标志》期刊提醒牧师们，“不要仅仅根据你对某人内心的解释或猜测，就向教会要求对其进行纪律惩戒。”作为牧师，你不会因为你觉得汤姆“看着就有贪心”或是你“感觉他很骄傲”，就想把他带到教会面前。这谈的是一种分裂教会的方法！不。汤姆的贪心或骄傲需要表现出来，这样事实才是无可争议和一目了然的。耶稣对暴民正义不感兴趣；因此他强调正当程序的作用：“要凭两三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当然，耶稣对正当程序的强调与整本圣经是一致的（例如，创 9:5-6；出 18:19-23；利 5:1；民 35:30；申 19:15-20；箴 6:16-19, 18:17；太 18:16；提前 5:19）。
可以肯定的是，《马太福音》18 章考虑了地方教会的程序。然而，我认为耶稣对纠正罪的正当程序的重视可以扩展得更广：我们通常应该把人当成无罪的，直到有具体的证据要求我们将其当成有罪的，甚至世俗法庭也是如此行的。据我所知，这场种族对话中的一个关键变化就是对正当程序的贬低，这个短语如今在推特上引起的都是叹息和愤怒。我们已经从“无罪推定”（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变成了根据他们的叙事而有的“有罪推定”（guilty until proven innocent）。然而，放弃正当程序不只是一个诉讼程序性细节。它使我们自己处于神的位置上，假定我们拥有主权性的“认识”。
诚然，我理解为什么经历过虐待或不公的人对正当程序会变得不耐烦。所罗门说，生命的一部分虚空就在于，甚至在我们应该得到公义的地方，我们得到的更多是邪恶（传 3:16）。但我们不能抛弃正当程序，以牙还牙于事无补。圣经设法以某种方式承认审判和公义之处也有奸恶，也一次次地反复强调了正当程序的重要性。
想象一下，你与教会中的某个人群一起生活，在他们证明无辜之前你都觉得仿佛他们有情欲方面的罪似的。你不想等到有具体的事情浮出水面，需要《马太福音》18 章的拯救性介入。相反，你对这群人说：“好吧，在你们最近 20 年的生命中，你们在情欲方面一直在犯罪。我假定你们仍然有罪，至少在你们向我证明并非如此之前都会这样假定。”对我来说，这听起来不像是一个我想加入的以福音为中心的、仁爱的教会，而是像一个奉行法利赛主义的教会。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相信情欲和性方面的罪是持续存在的个人和系统性问题，可能仍然隐藏在教会里许多的人心中。我们必须针对各种形式的情欲做相关的教导，不过我们还是要以仁爱与彼此相处，假定对方有最大的良善，并且在证明有罪之前把对方当成无罪的人对待。
我的感觉是，种族本质主义的泛滥和法利赛主义阻碍了许多牧师教导种族和种族主义，这也带我们来到我个人故事的最后部分。在过去几年里，我承认我在种族问题上的教导要少得多，因为我无法涉足已经不再有对话的地方。我也曾涉足过一点，但结果是混乱的。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能够谈论种族和种族主义。就在这周，一位非裔美国牧师朋友分享了他女儿的事，她是一所以白人为主的知名保守派基督教大学的学生，有朋友和她“开玩笑”说她不是“一个好奴隶”，因为她不愿意背他们的一个背包。这些人还在她身边开玩笑地使用“白黑鬼（wigger）”一词。同时，他的第二个女儿的白人朋友，在她以白人为主的基督教高中，反复使用“醋（vinegar，与“黑奴” [nigger] 谐音）”这个词与她“开玩笑”。
各种形式的种族偏见仍然存在，并且在基督再来之前会一直存在。因此，牧师必须教导和门训。
然而，我们如何才能做教导和门训却不传播种族本质主义呢？首先，我们必须围绕圣经建立我们的语言和范畴，正如萨伊·林恩在前面提到的书里面所展示的那样。我们可以使用其他资源和故事，如第 6 点所述，但只是为了帮助我们理解和应用经文。
其次，我试图在本文中开辟一条道路，帮助人们谈论种族问题而不屈服于种族本质主义，我称这道路为种族意识。我相信可以对其加以改进。然而，它同时涉及到律法和福音。律法帮助我们意识到种族上的罪，并在必要时悔改。福音帮助我们经历饶恕，并以同样的饶恕待别人，从而使我们一同成为“一个新人”。换句话说，种族意识结合了色盲和色觉。
第三，我们应该向历史学习，但要避免隐性的压迫史决定论。
第四，在被证明有罪之前，我们要视彼此为无罪之人，在提起控诉之前要坚持正当程序。人们过去常把这称为“疑罪从无”（benefit of the doubt）。没有正当程序，我们必然会一直四分五裂。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结论
我经常在社交媒体上读到这样的话，“我没有时间听属于某某群体的人说话。”不管有意还是无意，我担心这种说法会使叙事的权威超过圣经。它传达的信息是，“无论你根据圣经说什么，都没有资格来反对我的叙事。”对我来说，这听起来像是要真理为权力服务。
要战胜利己的解经，唯一的方法是做更好的解经。最后，好的解经是不是出于利己并不重要，至少对任何人来说都不重要，除了解经者本人，因为他或她可能会因其利己的动机在主面前失去称赞（见腓1:15-18）。一个人可以因为错误的原因而得出正确的结论，所以我们也把这些原因交由神来掌管。
因此，作为牧师，你应该鼓励成员彼此分享和面对艰难的故事，生活的经历，以及在民意调查数据和团体历史中呈现出来的清楚模式。所有这些都会帮助他们在学习圣经时增长智慧。但在此之前和之后，以及任何时候，都要打开圣经，确保只有它决定着你们教会所信的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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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revin Wax, "3 Surprises from New Research on 'Progressive' and 'Conservative' Christians"，瓦克斯总结的是 George Yancey 与 Ashlee Quosigk 合著的 One Faith No Long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Red and Blue America (NYU: 2021) 一书中的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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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煎炸、铺上洋葱，并盖上奶酪：如何（不）在你的讲道中使用系统神学
译/校：无声宏扬。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Editor's Note: Defending Sound Doctrine Against the De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Evangelical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