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75期：互补主义-审判时刻

期刊

（约拿单·李曼）毕业于美南浸信会神学院（道学硕士），现在是华盛顿郊区切弗利浸信会的长老，同时也是九标志事工的总编辑。李曼是威尔士大学的神学博士，著有多本著作，例如《教会成员制》、《教会纪律》等。

73-75期：互补主义-审判时刻

第一部分，今日的张力：广义互补主义 vs 狭义互补主义

现在似乎是审视互补主义的时候了。因为最大的质疑可以说不是来自外界，而是内部。诸如雷切尔·格林·米勒（Rachel Green Miller）这样的作家打趣道，“我是互补主义吗？我想我过去是的。”[1]互补主义者艾米·伯德（Aimee Byrd）即将出版的新书传达了同样的矛盾情绪：《从合乎圣经的男女角色中恢复》（Recovering from Biblical Manhood and Womanhood， 2020年5月出版）。这本书的名字取自互补主义的代表作之一：《恢复合乎圣经的男女角色》。

她说她尊重许多保守的互补主义者，但是不理解他们对与圣经的解释，担心他们会错过圣经中对于女性更大的图景。

穆尔说，真正的问题远远不是如何阅读圣经的问题。根据穆尔的说法，一些？很多？大部分？男性互补主义者是被厌女症、性别歧视和权利滥用所驱动，至少在美南浸信会中是这样的。

她没有明确的用性别歧视和厌女症来指控谁，但是她的话仍然足够宽泛地表明——也许是无意的——互补主义本身可能就是由这些东西驱动的。至少，她的言论让互补主义者处在被动的境地：“等等，我不是那种互补主义者，是吗？”

在互补主义者中间，对互补主义的不确定性或是不舒适感比穆尔带来的更多。最近，如果你走进一个互补主义者团体，你会注意到很可能有一个或是更多的人会说一些不是那种互补主义者的事情。他们通常会指向一个人的政治、神学、或是暴躁的权利，而且通常这些调整让人感觉是代代相传的——这是第二代互补主义者对他们老师的质疑。只要合乎圣经的男女角色理事会这个机构和它的作者们能够展现神造人赋予人的形象，他们往往以此为挑战目标。

在这些来自内部的批评中，很少有人质疑“丹福斯声明”（Danvers Statement），而丹福斯声明是推广CBMW存在的宪章性文件。也没有人参与到《恢复合乎圣经的男女角色》的论点中去。相反，社交媒体上的刷屏通常是从阵营的边缘地带开始的。第一代的互补主义者，像约翰·派博（John Piper）可能会反对女性在神学院任教或反对女性当警察。或者玛莎·佩斯（Martha Peace）会提供一个关于洗碗的例子来顺服丈夫（那篇文章已经被删除了）。随后在推特上爆发了长达一周的热烈讨论。第二代互补主义者发现这种对同样的圣经原则的应用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他们的怀疑也逐渐加深。自然的会调侃道：“我不是那种互补主义者”。

其中，2016年的公开辩论——关于圣子永远从属于圣父的教义——加剧了这种怀疑，因为几位著名的第一代互补主义者为其辩护。（CBMW的主席丹尼·伯克[Danny Burk]曾在多个场合称，这个教义从来就不是互补主义的一部分。）

其中还有一些总是循环往复、相互关联的论点，即当代的互补主义的呈现与其说是合乎圣经，不如说是某人的文化表达。比如：“在对婴儿潮这一代的基督徒所特有的关注中形成了互补主义。”“互补主义是维多利亚时代和罗马人如何看待性别的产物。”诸如此类。

也许正如上面穆尔的推文中所暗示那样，最近最为人们担心的是互补主义过多的强调男性的权威，而贬低女性甚至导致女性受虐待。博主们会问，为什么系统神学家古德恩（Wayne Grudem）在为互补主义辩护了40年后，现在才承认虐待可以作为离婚的圣经理由？还有，约翰·麦克阿瑟（John MacArthur）为什么如此不屑的对贝斯·穆尔说：“回家去吧”？

无论人们如何看待这些奇闻轶事，坚定拥护互补主义的神学院院长阿尔伯特·莫勒（Albert Mohler）表示，互补主义者需要解决两个盲点，才能更好的带领，也就是男性的优越性和滥用权利。

广义互补主义 vs 狭义互补主义

遗憾的是，随着一个阵营内部的不信任和分裂加深，也需要对用不同的形容词来标示阵营的各个角落。这篇文章将极简互补主义和最大的互补主义对立起来。其他的文章则将硬性和软性区分开来。我在德克萨斯州乡村教会（Village Church）的朋友们称他们的教会为慷慨的互补主义。

我更喜欢用广义和狭义。这既是描述性，也是对任何一方都有好处的方式。

让我们先退一步说。如果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最大的争论是平权主义者和互补主义者之间的争论，那么今天，至少在我的宗派和神学圈子内，这种争论不再是主要的矛盾了。许多较老的平权主义之流的人，后来已经回避了“福音派”之间的对话。现在，他们是LGBT的支持者，并且不再以福音派自居。曾经的福音派平权主义者，如托尼·坎波洛（Tony Campolo）和大卫·古希（David Gushee）就是最好的例子。即使早期忠于圣经中关于性教导的平权主义者，他们的很多（幸好不是全部）学生和门徒都朝着（与老一辈的愿望相反的道路）支持LGBT的方发展。性和性别无论在概念上，还是诠释上都变得模糊（见柯林·斯莫瑟斯[Colin Smothers]的期刊文章）。

今天，广义互补主义和狭义互补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火烧眉毛了。用广义和狭义的方式命名只是为了说明广义或狭义互补论者如何进行门训。在教会和家庭之外，广义互补论者更可能会说，男女之间的差异广泛地适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例如工作中。他们可能不会在所有的应用上都达成一致，比如女性是否可以在神学院教书或当一名警察。但所有的广义互补论者都确信男女之间的基本差异源于神圣的设计，因此这会影响所有基督徒生活中的门训，即便不是道德原则，至少也是智慧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女人/男人因为做这个、那个工作或生活决定而受道德上的束缚，因为每个人的独特之处是上帝所造。但例外的情况总是存在。不过，不同的设计模式一般会创造不同的平台。性别是一种恩赐，也是一个无处不在的机会。因此，基督徒的门训包括了探究这种恩赐的性质。

狭义互补主义者也肯定了设计差异的事实。然而，他们的著作和言论往往回避这些差异的界定，或者将其看作是门训关系的事情。他们理所当然的要避免错误地用文化定型来约束良心，然后把这称为基督徒成熟的标准。这始终是一个合理的关注点。他们会承认神以不同的方式设计了男人和女人，但他们不会说清楚这些不同之处是什么。他们不会在这些句子的结尾处填上空白。“男人是___”或 “男子气概是___”或 “女人味是___”。

至于在教会和家庭内部，广义和狭义互补主义者在基本的圣经原则上是一致的，但是他们倾向于以不同的方式应用他们一致认同的原则（参考乔·里戈尼【Joe Rigney】在这里提出的挑战，但这并非没有道理）。在教会里，一个广义的互补主义者应该不太可能为一位姊妹教授男女混合的主日学班级腾出房间，而狭义互补主义者可能会设置很多的主日学教室。在家庭中，一对广义互补主义的夫妻可能会非常努力的靠一份收入生活，以便母亲在孩子幼小的时候能留在家中。狭义互补主义的夫妻可能会更努力地追求母亲在家庭以外的职业机会，为孩子寻找日托。我并不是说他们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我只是在表达我所目睹的倾向。

可以肯定的是，很多互补主义者不是很好被归类为完全的广义或狭义互补主义者。一个人可能在教会中持有广义的互补主义论，但在家庭里是狭义的。或者一个人可能混合了广义和狭义的观点。比如，珍·威尔金（Jen Wilkin），一位作家和讲员，在一个长时间的访谈中谈论设计的差异（广义），她会轻松完成“男人是___”或 “女人是___”的填空并根据这些差异建立了她关于单性别学习的论点。然而，她还大力推动教会中女性领导力程式化，却不一定要界定这种领导力的性质（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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