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宗教信仰不同。你能想象一位自称无神论的女性社会主义者当选美国总统并与现任男友（而不是丈夫）住进白宫吗？她拒绝结婚是因为作为女权主义者她不相信婚姻。这就是 2010 年至 2013 年澳大利亚总理的写实。我怀疑她的简历如果放在美国政党中她是否能当选。

澳大利亚的特色

澳大利亚的历史神话与美国不同。我们没有“山上之城”那令人陶醉的光芒，也没有为宗教自由而遭受迫害并与之抗争的“清教徒先辈”，更没有一年一度的感恩节。

因为英国人无法再将他们的囚犯丢弃在美国海岸，所以他们把我们扔在“植物湾”。因此，澳大利亚的历史神话就是囚犯和淘金者的神话，除了爱尔兰天主教徒和英国新教徒之间的敌意，以及对所有权威尤其是宗教权威的普遍敌意之外，这里没有别的宗教主题。

这并不是说美国或澳大利亚的历史神话是真的。神话就是神话，不是历史。在澳大利亚各地，思乡心切的欧洲人建造了代表他们祖国的教堂。其中不乏优秀的基督徒寻求在基督的治理下生活，并向邻舍尤其是土著居民传福音。

到了二十世纪中叶，一种稳重的、半英式、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开始出现在这个国家。这包括宗教教育，即使在公立学校也如此，大多数儿童上主日学，社区中的大部分人偶尔去教堂做礼拜。澳大利亚基本上是个单一文化的社会，其文化/道德/法律世界观大体上是基督教的世界观，至少在家庭生活、生物伦理和教育领域如此。

20 世纪 60 年代的社会革命席卷了整个澳大利亚。与其说是在思想上对基督教的摒弃（虽然也有一些），不如说是在实践中对教会生活的摒弃。因为人们变得富裕，有能力享受享乐主义的物质生活了。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政府立法机构通过不断提升文化多元性，慢慢削弱了基督教世界观。事实上，它强化了一种新的、单一文化主义，即民主、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世俗主义，其终极道德标准是“澳大利亚式”，它最严厉的批评是某些东西“不澳大利亚”，它的口头禅是“自由社会”。

对教会而言的坏消息

在这种概念泛化和过度简化的情况下，教会生活受到了什么影响呢？我没有仔细研究过这个问题，只是亲身经历并观察到了它的发生。因此在尚未通过研究改变这些印象的情况下，在对澳大利亚的变化持保留态度的情况下，让我来谈谈我的看法——对于在一个远离了基督教的社会中福音的机会。

先说坏消息。因为我们迥然的“不澳大利亚”，我们已经成为新闻媒体和“名嘴阶层”（chattering classes，指喜爱谈论政治、文化、社会问题，对各种问题发表意见、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译注）的敌人。澳大利亚的社会控制模式是“包容性宽容”，这与基督教的“欢迎之爱”模式截然不同。宽容很快就从“忍受你不喜欢的东西”转变为“接受任何事物”，进而转变为相对主义，即“你可以做任何事情”——除了批评。语言沦为政治正确的陈词滥调，而表达圣经真理的朴素言论则是不可接受的“极端主义”。基督徒还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放弃相信他们的圣经，因为这样的信仰使我们等同于狂热的穆斯林。反歧视和反诽谤立法虽然不是针对我们，但人们却开始用它们来对付我们。

不同的应对

接下来，让我给大家分析一下不同教会和宗派对 20 世纪 60 年代所做出的不同应对之结果，因为 50 年后，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教会和宗派发生了什么。

• 那些试图坚守欧洲宗派旧有特色和传统的教会慢慢、稳步、不可逆转地衰落了。教会成员逐渐老去，没有下一代兴起。
• 那些尝试适应新社会的教会则很快变得自由化，并很快消亡。如果教会和社会一样，人们干嘛还要加入教会呢？
• 有些教会放弃了圣经的独特性，发明了新形式的基督教，可悲的是它们却存活了下来，有些甚至在人数和财务上都很兴旺。
• 并非所有教会，只有那些寻求回归圣经、重新思考福音在现代澳大利亚处境下的教会取得了缓慢而稳步的进展。

因此就简单的影响而言，那些回归圣经的教会取得了坚实的进步，尽管一些新奇的教义（如成功神学）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对教会而言的好消息

最后，这里有四个好消息。

首先，挂名基督徒离开教会是个好消息，因为他们带走了一些宗教社交俱乐部的虚伪和欺骗。他们对教会社交的把控把福音和传福音放在了次要甚至不重要的位置，现在这种控制消失了。这意味着福音可以重新回到教会的中心。我们的机构（学校、退休村、庇护所、青年营等）可以回归合乎圣经的、以基督为中心。

其次，虽然传福音变得更加困难和更具挑战性，但它也变得更有果效。以前，大多数传福音事工停留在挂名基督徒的圈内。现在我们必须走出圈子，去接触那些几代人都没有接触过教会、通常对圣经一无所知的人。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迫使我们走出基督徒的小天地去接触那些未得之民。我们的教会不再是为自己的文化根基和生活仪式而欢庆的部落团体。在福音的基础上，我们的多元文化教会展现了“神百般的智慧”。（弗 3:10）

第三，社会承受着不敬虔的后果。例如，大量儿童在离婚和同居婚姻的不正常家庭中长大。随着一代代人对婚姻和养育子女的委身越来越少，这种现象在社会中蔓延。我的父母养育我和我养育我的孩子，比我的孩子养育我的孙子孙女要容易得多。可悲的是，社会的离婚传染病正在进入基督徒群体，但基督徒家庭仍然与众不同。我们养育子女的方式与世俗不同变得更明显，因为我们必须更有意识地以基督徒的方式抚养和教育子女。基督教学校教育不仅是基督徒，也是社区教育子女的一种日益流行的方式，同时也是我们用福音影响社区的一种方式。

第四，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奇妙的宣教机会，我们可以在家门口跨文化地传福音，接触到上一代从未见过的人。旧的英语社区显然已经背弃了上帝，而新的非英语社区则越来越接受福音。变动中的社会是向各种影响力开放的社会，包括福音。

实实在在、神圣的独特性

我们很容易为自己成长和归信的文化之衰败而感到沮丧。但在你归信的过程中，重要的是福音而不是文化。

我们曾经认为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基督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历史上的“基督教王国”并不符合基督教。20 世纪 60 年代之前的澳大利亚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不是基督教国家。今天，我们在某些方面可能更加艰难。但在今天的澳大利亚，作为基督徒有一种实实在在、神圣的独特性，这使得传福音和教会都变得容易得多。

译：DeepL；校：Jenny。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The Vanishing Church? Lessons from “Down Un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