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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与链接: The Local Church as a Counterculture
翻译:王清彦
在那些被理查德·林茨称为“世俗先知”的19世纪哲学家和思想家当中,弗里德里希·尼采可能是最顶天立地的人物。他与马克思、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弗洛伊德一道掀起了新的反宗教批判,并将基督教定位为一种偶像崇拜—一个为应对存在的挑战而按人自身形象造出的神话。
尼采是这些“先知”中最大胆和多彩的一位。他称基督教为“同情的宗教”,或甚之,“安逸的宗教”。
在尼采的世界观中,成长需要人类对抗他们的弱点,直面生活的无意义,同时认识到生活的痛苦和残酷会使人更强大。避免或最小化痛苦,或高估弱点自欺,就是限制自身追求幸福的能力。
在尼采看来,基督教是弱者的宗教,俨然一种毒品,它削弱人对付自身缺点的能力,使人失去经验快乐的能力。
阿兰·德波顿将尼采对基督教的看法概括如下:
据尼采说,基督教是从罗马帝国的卑怯的奴隶的头脑中产生的;他们没有欲望去攀登山峰,所以自个创建出这样一种哲学,硬说他们所居的底层让人愉悦…他们时兴起一种伪善的信条,谴责那些他们心里想要而又无力为之奋斗的东西,称赞那些他们本来不想要而正好拥有的东西。无力变成了“善”,卑下变成了“谦恭”,屈从自己所恨的人变成了“顺从”,还有,用尼采的话来说,“无能复仇”变成了“宽恕”。每一种脆弱感都给封了一个神圣的名字,看起来像是“自愿获得的成就,是原来想要的,自己选择的,一项业绩,一项成就”。基督徒们迷恋于“安逸的宗教”,于是在他们的价值体系中把容易得到的、而不是应该向往的置于优先地位,这样就把生命的潜能抽干了。(《哲学的慰藉》,237–38,译文参考上海译文出版社中文版本,略有改动)
尼采说的对吗?
那么,尼采称基督教为“安逸的宗教”,他说的对吗?他将基督教视为一个懦弱、省事的体系,旨在逃脱生活的艰难和自然的残酷,是正确的吗?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在历史上多时多地,就如在尼采自己所处的19世纪的欧洲,在某种程度上,基督教一直处于安逸、懦弱状态,不愿真实地接受耶稣基督代价高昂的呼召。对于今日美国教会中的许多人,基督教实际上是一个逃避和安逸的宗教,一种无甚要求、也不需要付上任何代价的信仰。它是一种“道德治疗性自然神论”的宗教。所以,在这层意思上,尼采的批判也许是对的。
但是尼采错在说基督教具有本身固有的安逸的东西,说基督教在本质上是一个给世界上的弱者提供的省事的、不真诚的慰藉体系。
这显然是不真实的。在我近期的著书中(《不安逸:基督徒群体所面对的难以对付又必不可少的挑战》),我全方位详述了基督教实际上是本身固有地不安逸,既关乎它所主张并且呼召我们相信的,又尤其关乎它呼召我们如何活并且作为地方教会一起运转。
地方教会从来不意味着变成一个文化的、安逸的中产社交俱乐部,以肯定人们的偶像崇拜,在通向他们“今朝好日子”的旅途上一路帮助他们。相反,地方教会意味着成为一个反主流文化的、一个分别出来的社群,代表着一个极度不同的人类兴旺的愿景。
接受教会的反主流文化身份
地方教会接受其反主流文化的身份,意味着什么?
就此可以有很多的展开,也许在最基本的层面上,我们必须先扯下我们的实用主义痴迷,从“相关”一词开始。关于相关性,讽刺的是,当你追随自我意识奋力而求之,它通常最快地走向无关性。当你不得不关注所有与你相关的方法时,你对它的缺乏就明显得让人尴尬了。
对于地方教会,若我们更少地关注我们看似与这个世界的不相干,而更多地留意我们在神面前的敬虔和对我们的使命的忠心,真实的相关性就会来到。我们必须就这样的实际情况达成一致,就像约翰·斯托得曾说的,“人不可能同时是忠心得又是受欢迎的。”
又或像耶稣所说,“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约15:18)
我们需要坦然接受不受欢迎,坦然于置身圈外。当然,我们不应故意招惹世人的仇恨,我们应当谨慎,确保我们的不受欢迎是出于忠信,而不是虚伪。我们也应当谨慎避免将我们的边缘身份当成荣耀的徽章戴在身上。然而,我们确实需要就此达成一致。
教会反主流文化身份的四个提醒
不需要远观,也不需要挤压我们的想象,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基督教是如何反主流文化的。然而有时,我们的确需要用新的眼光来观察。
当基督教已得到公认并在文化中根深蒂固时,人更容易看不到教会应当何等地具有革命性。毕竟,教会能给人的感觉是非常地平常,甚至乏味。这经常导致一种信心缺乏和一种无关性沉没意识,使一些基督徒下到危险的、异端倾向的道路去寻找“相关性”。
其实并不需要多此一举。我们只需要把相关性当作一样全新和美好的事物认出、拥有、接受,并充分地活出。
如下是教会反主流文化身份的四个方面,务须谨记:
1.反主流文化的存在
教会一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有形的聚集,其中,神的百姓一起祷告、唱诗和掰饼。我们将此视为理所当然,忘记这是如此不同凡响。当今世界,还有什么别的能将各民各族这般惯常地聚集在一起吗?
于当今世界,这是尤其不和谐的,因为当今世界的轨迹远离道成肉身的存在,朝向无实体的体验。我们日渐透过屏幕、程序和电话生活。我们的关系变得大规模数字化。这既放大了我们先存的诺斯替主义倾向,走向一种头脑上的而非有形的信仰,又巧妙地不予强调教会至关重要的肉身层面(教会在实质上而仅非理论意义上作“基督的身体”)。
在这样一个世界,在周日,教会有形地聚集在一个公共空间内,度过几个小时,这是一个革命性的行动。
我们需要认出这是怎样的一个反主流文化恩赐。今日的教会应当强调敬拜和礼仪的有形性、循圣餐习俗、在敬拜中行平安礼、肢体的动作,彼此握手和拥抱,也就是任何能提醒会众我们在这里,是在一起的,在主的临在中。
二十一世纪教会所得的最棒的恩赐之一,将是再次地让人对道成肉身的现实敏感,思想其对人类的意义。
2.反主流文化的家庭
教会能给予二十一世纪的另外一件礼物,是提醒人们,他们受造作关系型的生命,意味着要在社群中兴旺。
基督教不是独唱,像我们个人主义的“我只要听播客”的文化那样。基督教与“只是你和耶稣”的精神不兼容。基督教是复数,教会是一个家庭。跨越世代、文化、种族和性别,我们在基督里联合,成为弟兄姐妹。它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我们也不应忽略努力使之有形的急迫性。
我们的文化处在一个巨大的分裂时期,教会天然多样性的组成(若我们有意在我们的社群中予以鼓励)能为这个世界提供不一样的、充满希望的东西。启示录给了我们天堂的异象: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将要一起敬拜神。换句话说,我们的不同并不会在天堂被除去。不同仍在,但我们将一起敬拜神。
在多样性中有形的联合是教会接纳其作为一个末世群体本质的一条大道,是“现在”对那“未然”要来的一瞥。
3.反主流文化的改变
基督教教会应该是一个转变发生的地方。基督教不只是告诉你“接受你的现状”。它是一种信仰,它在我们的立足之地遇见我们,并要带我们离开那里。它是一种信仰,它对我们这个世界中的罪和不义有实事求是的、清醒的理解,但它不会顺从地接受它们是宿命的,是不可改变的。
地方教会是转变发生的首要之地。在彼此督责的处境下,教会成员,将作为一个破碎的罪人的共同体,一起努力走向圣洁。我们彼此用爱心说诚实话,以使我们能够成长和改变。
在一个坚持“你现在这样就挺好,没人有权说你应当改变”的世界,这是极其反文化的。即使在许多基督教教会内部,追求圣洁通常不如追求“真实”吸引我们。不幸地,我们通常追随这个世界,更有兴趣探讨我们的破碎,而不是我们应追求完全。
显然,基督徒共同体从根本上不是在破碎中团结,而是齐心寻求效法基督、在圣洁中一起成长。
当我们轻看圣洁和改变的重要性,我们的教会最终会完全像这个世界上别的人一样地看待事物、谈天论地和生活。时间一长,我们与世不同的意识将丧失殆尽。但使得教会别具吸引力的,正是我们在这黑暗的世代作光作盐的不同之处。
如钟马田牧师所说,“福音的荣耀,即当教会与世界截然不同时,她始终如一地吸引着世界”。委身追求圣洁,只有通过耶稣的宝血并借由圣灵的能力才能成就,这是反主流文化的教会的一个极重要的标志。
4.反主流文化的使命
我们对这世界的使命的遗忘,通常发生在基督徒的冷漠、无聊和自卑感发作的时候。
我们必须时刻记住教会全新的和反主流文化的使命,并摆在首要位置。简而言之,这个使命不是关于我们自己的,不是一项自救的使命。它关乎我们的成长和改变,但却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益处。它关乎我们的生命,见证福音并耶稣基督的荣耀。
基督徒实际相信我们最好的生活是在将来,这种笃信使我们能以忍受痛苦和苦难,并“以为大喜乐”。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现在所能过的“最好的生活”,是通过将其为别人倾出,通过为了一个更大的目标牺牲自我的安逸得来的。
这是怎样的一种革新提议!因在今日消费主义的社会里,条条框框都是为了自我,完善你自己,自我实现,自我提升,自我保护,自我意识,自拍照…
这把我们带回到尼采,因为这正是他所要表达的。在尼采看来,个人自我最要紧—权力意志。他是“整体”(the whole)一词的早期使用者,即现今流行的“活在当下”、“及时行乐”,这种思想,从郊区杂货店到机场书店,占领了各种书籍和报刊的封面。对于尼采,以及当今世界的许多人来说,自我是唯一要为之活的东西。
但只为己而活将走向死亡。
当我们所见超过我们自身,并取而代之,发现我们在耶稣里的身份也就是神的真实形象时,生命随之而来,这是基督教的颠覆性主张。与其通过“找到自我”得兴旺,并征得世界承认你的个体性荣耀,基督教告诉我们要舍己(太16:24),失丧自己的生命,以得着生命(太10:39)。
这听似残酷,却根本上使人得释放,因为它从我们身上拿掉了自恋和自主的重担。此外,借着呼召我们进入一个群体—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彼前2:5)—基督教邀请我们成为一个构架的一部分,这个构架更大、更强并有无限多的荣耀,远超过我们靠自己所能的。
两年前,我从一位读者收到一封电邮,其将自己描述为一位“背离、懒散、倒退和困惑”的基督徒。他写道:
我不希望教会成为我生命的镜像,照出一副全然不确定和懦弱的样子。我希望教会成为教会,希望她具有挑战性,希望她持不同意见(而不是舒适地被肯定),希望她成为我的避难所和我的磐石。我可能时不时地咒骂我自己,醉酒,做了许多我本不应当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希望看到这些东西发生在我(非常偶然)来敬拜的地方。教会和信仰的关键,在于它们是我们的避难所,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放下一切,能够知道神倾听我们,知道他原谅我们,知道我们只凭他的恩典得拯救。
教会有吸引力,因为她给出了不同的东西—与世界不同,她帮助人找到赦免,与我自己不同,她提供避难所。将要改变世界的教会,是那个能为此给出全新替代方案的教会,而不是对事物现有的路子给予不加批判的肯定。
耶稣基督的教会应当将她的反主流文化身份视为一种资产,而不是一种负债。我们应当接受我们的反常的、格格不入的身份,不是为了怪诞,而是为了这世界得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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