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福德·格里本（Crawford Gribben）著《美国福音派的生存与抵抗：西北太平洋地区的基督教重建》（Survival and Resistance in Evangelical America: Christian Reconstruction in the Pacific Northwest）。牛津大学出版社，2021 年。210 页。
美国福音派在社会压力与日俱增、对基督徒参与政治的最佳实践共识却逐日减弱的情况下，面对着各种各样关于如何与公共领域建立连结的建议。一些人选择在地方、州和国家层面直接采取行动。其他人则避免这种行动。一些人寻求建立全球权力中心的智库、学校和其他机构。另一些人则呼吁战略性撤退，打造一个新社会。
每个运动都有自己的观点和不断增加的文献。克劳福德·格里本（Crawford Gribben）的《美国福音派的生存与抵抗》一书的主角正是这里的最后一类人。前几代生存主义者所热衷的东西如今在美国福音派中也有了追随者。特别是，数以百计的福音派基督徒正在移居美国西北地区，希望建立一个更美好的社会。
下面的评论将特别关注格里本对研究对象信仰的描述。他的作品应该能够帮助牧师和基督徒更好地理解其研究对象所高举的一些假设。
格里本的目的不是批判，而是描述。他写道：“‘与其说这是一个组织，不如说是一个思想流派’，基督教重建派是由拉什多尼（R.J. Rushdoony）和他的女婿加里·诺斯（Gary North）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发展起来的，但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变，并在演变过程中不断地变化。”（第 8 页）格里本展示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挑战如何带来这些变化。
格里本的描述主要集中在太平洋西北地区几个不断发展壮大的社区。最值得注意的是道格拉斯·威尔逊（Douglas Wilson）等人在爱达荷州（Idaho）莫斯科市（Moscow）带领的社区，在格里本看来，这也是最成功的社区。通过仔细研究和个人访谈，格里本描述了这些社区的历史、信仰和面临的挑战，以及类似运动那令人担忧的历史。
与 20 世纪中期的基督教重建主义者（Reconstructionists）或神治主义者（theonomists，在本文中这两个词是同义词）不同，当代的神治主义者在主流文化中找到了接受他们观点的受众。他们的书籍由大型出版社发行，其他形式的媒体平台上也拥有大量追随者。邀请人加入这些社区并不是在号召他们退缩，而是召唤他们建设未来。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基督教社会。
格里本在书中主要通过迁居、末世论、政府、教育和媒体五个章节总结了这些群体的共同信仰。
迁居
作者在“迁居”这一章中详细介绍了在西北太平洋地区寻求庇护的各种组织、个人和团体。值得注意的是，“200 年来，宗教迁移一直在爱达荷州来来去去——他们当中一些人的愿景颇为激进”（第 20 页），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福音派人士开始迁移到爱达荷州（第 22 页）。20 世纪 70 年代，更多福音派基督徒踏上了旅途，他们深信自己生活在一个不稳定的世界，正在等待末世灾难的降临。
有些人的神治论基于时代论，而另一些人则倾向于改革宗和后千禧年。正如格里本（Gribben）所说：“有些人希望建立家庭或教会，有些人则希望建立堡垒。有些人在为灾难做准备，有些人则在追求千禧年。所有人都想反抗，几乎所有人都期望生存下去。”（第 28 页）他们都坚信，美国社会正在迅速衰落，而迁移到到西北太平洋地区将是赢得生存和抵抗的最佳机会。
末世论
接下来的“末世论”那章解释了各种末世观点如何为生存和抵抗战略提供依据。拉什多尼和其他后千禧年主义者抨击了时代主义前千禧年派的“遗憾的磨难情结”，迫使基督徒思考社会秩序的圣经基础以及如何改变这种秩序。他们带来了希望。拉什多尼认为，《启示录》是“基督在历史上的掌权、统治和得胜的宣言”。因此，“基督徒”应该“为一个‘已被置于福音约束之下并且各个领域都得到福音化的世界’而努力。”（第 42 页）这需要时间，所以基督徒必须耐心等待。
虽然后千禧年神治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受到了时代主义前千禧年主义的压制，但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后千禧年神治论找到了更友好的听众。最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格里本的说法，道格拉斯·威尔逊——这位曾经相信时代论的有魅力的人士，后来接受了后千禧年神治论并将之发扬光大。20 世纪 70 年代末，道格·威尔逊成为一间教会的牧师，该教会从他父亲吉姆·威尔逊（Jim Wilson）的宣教事工中建立起来。20 世纪 80 年代，道格拉斯·威尔逊开始受到改革宗思想的影响，1988 年，他出版了第一期《教义录》（Credenda Agenda），这本杂志普及了拉什多尼等人的后千禧年论。
对威尔逊来说，这些后千禧年论提供了暴风雨中的保障。格里本引用了威尔逊在 1998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威尔逊说：“中世纪是我们所拥有最接近成熟的基督教文化时期……基督徒需要开始更多地思考如何规划这个故事余剩的部分，为下个世纪现代性的消亡做好准备……我们称为美国的这个国家已经失落了。”（第 50 页，强调为原文所加）
后千禧年主义也有助于解释威尔逊的成功。格里本叙述道，随着他的教会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人迁居莫斯科市，威尔逊的言论变得更加志得意满。威尔逊说了和亚伯拉罕·凯波尔（Abraham Kuyper）一样的话，虽然是在很多年之后，他说，耶稣基督“已经是爱达荷州的王了……我们的任务是向内陆地区残存的叛军宣布，他们的首都已经沦陷，他们的统治者已经被废黜，抵抗是徒劳的。”（第 55 页）在威尔逊和其他人看来，莫斯科社区提供了一幅美国未来的图景。但短期的胜利并不是目标，他们的目标是长期的。
政府
在格里本的描述中，随着基督教重建主义者对福音派的时代论越来越不满，他们加入了宗教右翼（Religious Right）计划。格里本称，“在福音派参与政治的早期阶段，大型宗派和在政治上务实的宗教联盟占据了主导地位，但现在这些联盟已经分裂，让位给了一个更有活力、更多样化、更有企业家精神的福音派政治格局”。（第 63 页）格里本认为，基督教重建派正是在这种分裂中站稳了脚跟。
在那些认为公共广场敌视基督教观点的人当中，威尔逊等人所主张的政府愿景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受众，在当前的体制中在政治上提出了一个无法实现的基督教方式。《教义录》的编辑们认为，“大使命的实现......需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基督教世界”。
此外，威尔逊认为他的工作有助于建立一个“通过正式、公开、全民承认耶稣基督统治地位和使徒信经基本真理的方式而结合在一起的国家网络”。威尔逊继续写道，“基督教牧师必须在任何地方和任何事情上宣扬耶稣作为君王的王权”。（第 82 页）格里本总结道，这将实现一种“受过洗礼的文明”或神权政治即“信奉基督教以外的宗教只能被限制在私下的家庭场合中”。（第 82 页）
教育
格里本认为，基督教重建主义者的目标是建立一种新的教育模式。也许会令人感到吃惊，他们认同基督教教育在公立学校中没有空间。（第 91 页）与公立教育相反，他们的任务是建立一个彻底的基督教教育体系，让基督徒家庭可以根据自己的实践和信仰教育子女。这导致一些人呼吁建立新的机构，以替代“世俗世界人文主义所控制的机构”。（第 103 页）正如格里本指出的那样，莫斯科社区在其他机构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
莫斯科社区在 20 世纪 70 年代建立了一所学校，后来又建立了一所大学。格里本说，“由于第二所大学大量阅读西方文学，追求学术严谨，其毕业生进入欧洲精英大学和常春藤联盟的项目也就不足为奇了”。（第 112 页）考虑到其历史，莫斯科社区实现了前神治主义者的希望，他们认为基督教教育灌输的美德和价值观将塑造未来几代的社会。
媒体
到目前为止，这些神治主义者的意识形态似乎挺有意思，尽管老派。那么它与其他人有什么关系？是什么助长了第一章中提到的人口迁移？
正如格里本所言，新媒体的应用让现代神治主义者拥有了越来越多的受众。格里本说，尤其印刷媒体和网络媒体是主要工具。在莫斯科市，古卷出版社（Canon Press）为已经接受神治主义假设的读者提供出版物。许多神治主义者的出版范围更广，他们大多绕过福音派出版商，选择更主流的品牌。作者们在哈珀·柯林斯、兰登书屋、牛津大学出版社等出版作品。他们在主流出版社的成功表明了他们思想的诱惑力，对跟随者来说，也表明了他们这个项目的成功。格里本总结道：“莫斯科社区已经生存了下来，并成功抵制了美国的现代性，他们最大的成功可能在于其成员的创造性努力”。（第 143 页）
最后，格里本没有对这些神治主义者的主张进行评价，而是反思了他的研究对象如何回答许多美国基督徒正在思考的问题。在福音派的巴尔干化（“巴尔干化”是一个常带贬义的地缘政治学术语，意为一个较大的国家或地区分裂成较小的国家或地区的过程，这些国家或地区关系紧张甚至处于敌对状态——译注）中，格里本阐明了莫斯科市的福音派几十年来一直在建立和完善自己的计划。他们的根基稳固，影响广泛。历史上粗糙的边缘已被磨平，他们的成功可以衡量。
读完格里本的叙述，有一点很清楚——他们不是你父亲（或祖父）那个时代的神治主义者。
阅读格里本的著作对牧者大有裨益。虽然他并没有对其研究对象的主张或意识形态进行评估，但他的描述有助于牧师们了解所有这些神治论的来源，以及他们的观点中哪些部分可能会吸引教会成员。
这篇书评与格里本的书一样，旨在多描述、少评价，以促使读者思考格里本的研究及其研究对象的论点是否有吸引力。不过，请允许我提出几个问题，以引发进一步的思考。
这种社会经济学观点是否忠实于圣经？圣经是否呼吁基督徒为一个明确的基督教社会而努力？如果是，以何种方式？如果不是，当社会中的一部分人越来越敌视信仰时，基督徒应该努力建设什么，如何建设？
此外，向西北太平洋地区的迁移模式违反大使命吗？根据《旧约》，上帝呼召祂的子民离开埃及，向北、向东到达迦南地。在流亡中，祂的旧约子民也感受到了迦南地的向心力，只不过现在是向南向西。想想但以理打开窗户，向着耶路撒冷祷告的情景。（但 6:10）新约和基督的大使命改变了这一切。《使徒行传》以“从天下各国”来耶路撒冷参加五旬节的犹太人开始。（徒 2:5）这就是向心力。然而，《使徒行传》接下来的篇幅却反其道而行之，用离心力将犹太人推向犹太、撒玛利亚和地极，目的是让他们使人成为门徒。换句话说，格里本讲述的向爱达荷州迁移的模式是否代表了一种大使命的逆向，用向心力替代了离心力，为了尝试重建古以色列王国？
如今提摩太·凯勒从曼哈顿的牧会工作中退休了，莫斯科市的牧师们会考虑搬到曼哈顿，接手那里的工作吗？还是说像曼哈顿这样的世俗社会中心不是真正关心国家的基督徒应该去的地方？莫斯科社区的计划是否有什么地方让人觉得搬到曼哈顿不太可能，如果是的话，这难道不说明大使命的某些东西已经丢失了吗？
要回答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就需要牧师和基督徒重新审视我们对教会使命的假设，以及基督徒对未来的盼望。如果有人想挑战这里所总结的愿景，那么格里本的著作是一个有益的起点。我们需要打开圣经，仔细思考这些主张。
译：DeepL；校：Jenny。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Book Review: Survival and Resistance in Evangelical America, by Crawford Gribb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