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标题与链接：Why Politics Overwhelms the Church

翻译肢体：李谦轩

很多年前，我们认识这样一位老人，医生请他停止观看有线电视新闻。这位老人是一位教会成员，在和高血压以及其他多种疾病搏斗。但是无论他要如何改善自己的健康状况，一旦看了他感兴趣的政治家和政治议题的电视辩论，他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弃。他会汇集所有的愤怒，冲着电视机大叫，就是为了“只要这些笨蛋肯听我的”显然就可以搞定的事情。

当时我们认为，我们的这位老年朋友的夜间喊叫比赛挺好玩的。现在我不再这么看了，因为我偶尔会在电视上露脸，有时候我很想冲着电视喊叫，这种情况常常出现。事实上，现在整个文化就像那位老人一样，对着空气为“我们这一方”呐喊助威（不论我们这一方是什么人），也为“另一方”喝倒彩（不论他们是谁）。

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对政治的热情是一件好事。毕竟上帝关注公义，圣灵也经常激动先知论到（大声斥责）整个社会和一座城市的不公义（摩5:1-24，这样的斥责可能有好几页的篇幅，这里只举一例）。圣灵激动我们为受造之物的残破在心里叹息（罗8:19-23）。

福音派对政治着迷

好像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讨论。政治（我是说党派认同或者意识形态上的群体认同，不是说真正的治国才能）在当前的文化运动当中无所不包。不幸的是，与世界中的情形相比，这个现象在教会中也许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所谓的“福音派运动”中，那些否定有关福音定义的基本事实的人，比如成功神学教师，如果在价值观和政治立场上与福音派一致，也被视为福音派同道。

更严重的是，外部世界可能是将“福音派”当作政治运动来定义的，但恐怕在一千个人当中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解释福音派基督徒相信的是什么，比如，什么是因信称义。或许一部分原因在于，外部世界把政治当作了偶像，轻视了福音。但重大原因或许在于，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一位睿智的朋友曾经告诉我，要了解一个人最深的情感，有一个办法很可靠，就是看什么最容易激动他的情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文化和子文化的热力和耶稣的情感生活之间的鸿沟。

耶稣是我们的榜样

耶稣关注凯撒钱币的问题（太22:21）。但这样的问题并不支配他的情感能量。耶稣轻描淡写地把希律称作“狐狸”(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是一个令人难堪的批判，路13:32)，但是他始终走在前往骷髅地的路上。耶稣面对遭彼拉多审判的可能性安之若素（约19），但面对遭神审判的前景却极其痛苦。耶稣被人冒犯，丝毫不以为意，因为出自拿撒勒的背景而被人无视也不在乎（约1:46-51），但是在看到圣殿（神的居所）被当成市场，所有人都不能静心祷告，他气得把桌子都掀翻了（约 2:13-32）。

凯撒从未使耶稣喜悦（路10:21）。彼拉多从未使他忧虑至极。为什么？因为他信靠掌权的父神，并且看到了一个将会战胜所有仇敌的国度。他在国家面前是平静的，为教会却大发热心。

宗教和它不断变化的优先顺序

当一种宗教反映出不同的优先顺序时，它是在跟从基督以外的某种东西和某个人。毫无疑问，从情感上鼓动二十一世纪北美教会的东西，很大程度上无关基督徒的生活、教义和使命，而是关乎作为在主流文化围攻下的一套价值观的“基督教”。事实上，要跟上一种被政治所定义的宗教是很难的。

毕竟，一个人今年需要在群体中认同的价值观，很可能到了明年就变得无关紧要了。一个人今年和他人一同大声谴责的文化倒退，可能到了明年就变得可接受了，这取决于在当时这个人“这边”看来什么是诽谤和生气，什么是罪和不公义（存疑）。今年被视为在公义之墙上守望的行为，很可能到了明年就被认为是法利赛人的自义了。

神的国度是跨国家、跨伦理、跨世代的，在耶稣基督这个人里面将天地联合（弗1:9-22），当基督教是按文化体系来定义，而不是按关于神国度的超越的神学主张来定义，以上情况就是不可避免的。

政治的意识型态常常使用胜利的狂喜（“我们赢了!我们获得影响力了！”）或者启示文学式的沮丧（“我们就要失去我们的整个文化了!”）这样的表达。然后喜悦和沮丧都用来证明我们从未想过要去赞同的一些事情是合理的，或者用来证明我们从未想过要去否定的一些事情是错误的。

这些事似乎如此，因为在感觉上它们显得比文化基督教或成功神学是否会把人送到地狱这个问题更紧迫。（当然，文化基督教或成功神学会把人送到地狱。）性欲望似乎也比神的国更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受召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把我们的性欲望降伏在长期的圣洁和公义之下（提后2:22）。

审判世界，忽视教会

这些暂时的意识形态不仅在我们看来要比神的国更加真实，而且这些意识形态的运动也可以成为在教会失去重要性之后我们归属的地方。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就像耶稣用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一样，我们不审判外面世界的人，只审判会众里的弟兄姊妹（林前5:9-13）。

在我们这个时代，很容易做相反的事。我们经常攻击我们认定的文化上的敌人的罪，同时弱化我们教会内部的人的罪。更严重的是，我们有时甚至仅仅因为一些人和我们在一些议题上“持同一立场”就称他们是基督徒，而不去管他们是否悔改和信靠。这是个丑闻。

投票人登记在我们看来要比确保我们的教会成员都跟随基督更加重要。我们很少看见有人因为没有悔改的罪而被逐出教会，但是我们见过有人因为说了“罪需要悔改，没有人会因为‘在我们这一边’而被神称义”这样的话而被非正式地逐出教会。

教会的负担

在这个时代，教会的负担是很大的。我们必须不断系统性地教育会众，基督徒的福音不是带来一个国家的繁荣或政治影响力的途径。我们必须不断工作，教育教会成员看待我们的首要身份是那会长存到永久、超越所有人类政府的神国的大使。在很多下一代的人正远离基督的时候，这一点尤为正确；这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基督的福音经过试验有所不足，而是因为他们假定基督教从今以后只是政治。

被释放出来，先求神的国的教会不会忽视政治和社会道德。尽管圣经并没有给我们细节的公共政策的框架，但它的确定义了公义。圣经告诉我们什么重要，谁重要。但是跟从圣经的教会不会根据一些意识形态或运动所定义的重要和有用的标准来调整我们对什么发言，对什么表示缄默。

当然，我们能找到我们和政治运动的重合之处，但这从来不是全面性的。不论是隐晦的还是直接的提出的，诸如“你如何能在存在堕胎的时候谈论种族公义?”或是“你怎么能在仍有种族不公义的时候谈论未出生的人类生命的神圣性？”这样的问题都属于骇客的语言，而非门徒。

我们追求按着我们在神圣桌前所学到的去塑造人的良知，而不是按着那可以把我们留在这世代的一些王国或权力的桌子上的东西。

或许最重要的是，下一代的教会将会是情感常常和新闻周期不同步的教会。我们会为脆弱的人说话，包括那些这个世界宁愿视而不见的人。我们会用圣经的词汇定义正直和公义，而不用政党的语言。但我们不会借用那些自以为是“胜利者”的人的胜利主义，也不会借用那位自认为是“失败者”的人的暴行。我们将会见证一个公正的社会和公民秩序，但我们会怀着对那些求一座非人手所造的城的人的喜爱。

我们很容易认为我们在改变世界，但实际上我们只是在对着电视呐喊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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