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要解释一下自己是如何开始涉及多堂点教会这个主题的。2007年，通过美南浸信会神学院，我参与了在客旅社区教会（Sojourn Community Church）举办的一个关于多堂点教会1现象的独立研究课程。客旅教会是一间新近设立的教会，属于美南浸信会联会与Acts 29机构的联合事工，目标人群是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的艺术家群体。在丹尼尔·蒙哥马利（Daniel Montgomery）的有力带领下，教会与教牧同工正在认真考虑采用多堂点教会的方式，而此项课程的目的是通过阅读材料，对相关因素进行研究，从而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
通过这个课程，我完成了本文的初稿，最初是提交到2008年11月20日在罗德岛普罗维登斯市举办的福音神学协会年会上。
在本文中，我通过在课程中使用的四条线索（圣经、神学、历史、宣教）对我们的阅读和观察进行评估。尤其是，我要询问，多堂点教会的支持者们在论辩中所使用的圣经、神学、历史和宣教等方面的依据到底有多强。我也会提出一些关于教会治理的思考，因为多堂点模式引发了与会众制相关的问题。不过在这里我不会花时间处理技术问题，比方说在讲道中使用视频技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并且，老实说，超出了我的专业范围）。2
鉴于多堂点教会是一个相对新产生的现象，关于这个主题还没有深入的研究。3所以，我先作一些介绍。《多堂点教会革命》（The Multi-Site Church Revolution，简称MSCR）一书，给出了关于多堂点教会的操作性定义：
多堂点教会，是指一间在多个地点聚会的教会，例如在同一分堂的不同空间、同一地区的不同地点，甚或在某些情况下，在不同的城市、州或国家。一间多堂点教会具有共同的异象、预算、带领团队和治理会议。（MSCR, 18）
正如这一定义所显示的，这种现象包括了几种不同的多堂点教会：
在某些教会，多堂点只是在不同地方有崇拜；有些教会，各个堂点都有一套完整的事工架构。有些教会使用讲道视频（录像或直播）；有些则由讲员在现场讲道。有些教会在所有堂点保持类似的敬拜气氛和风格，有些则允许甚至追求多样性。（MSCR, 18）
多堂点教会通常有下面所列出的一些彼此存在交叉的模式，尽管这个清单并不完全。
视频-会场（Video-Venue）模式
在视频-会场模式中，教会在同一教会的多个会场利用讲道视频（直播或录像）提供不同的崇拜。各场崇拜的语言、音乐风格或其他元素都可能不同。
例如，加州维斯塔市北岸教会北梅罗斯分堂（North Melrose campus of the North Coast Church in Vista, California）有六个会场：
在2007年，有38%的多堂点教会使用这种方式。（LN, 9）
地区-分堂（Regional-Campus）模式
在地区-分堂模式中，教会在一个地区（比如西雅图）有多间分堂，每一间分堂复制源会堂的经验。采用这种模式通常是因为源会堂受到空间限制和/或教会有宣教负担向地区内其他社区拓展福音和事工。
这种模式可以与第一种模式混用，比如通过视频播放源会堂的讲道；也可以与第三种模式混用，比如由教导团队的成员讲道。
例如，马尔斯山教会（Mars Hill Church）在西雅图的六处堂点（Ballard、Bellevue、Downtown Seattle、Lake City、Shoreline, 以及West Seattle），还有一处在奥林匹亚（Olympia）。5
在2007年，有62%的多堂点教会采用这种方式。（LN, 9）
教导团队（Teaching-Team）模式
在教导团队模式中，教会拥有强大的教导团队，负责在同一分堂的多个会场或其他分堂讲道。这种模式不使用讲道视频。
这种方式的例子有伊利诺伊州纳普维尔市的社区基督教会（Community Christian Church in Naperville）。6
在2007年，有24%的多堂点教会使用这种方式。（LN, 9）
多堂点教会的总数
尽管难以统计，但最可靠的估计认为多堂点教会的数量有几千间，并预计在接下来的数年间，其数量将达到令人惊异的三万间教会。（MSCR, 11）
简单介绍了多堂点教会现象后，我要按照四条线索作出评估。
不出所料，一些多堂点的提倡者在支持多堂点现象时误用了经文。例如：
尽管我答应不纠缠技术问题，但还是要说，一些多堂点教会的支持者在这一点上对圣经作了令人不安的解释。例如，《多堂点教会革命》的作者声称，按照希伯来书4:12，“神话语的能力不受方法的限制”（MSCR 93；另参165-166），这实在太过幼稚，完全脱离经文段落的意义，更不用说抛开了神要如何使用讲道者的生命和所传的教义来拯救讲道者自己和他的听众（参提前4:16）。
令人困扰的还有一些多堂点支持者对于教会领袖的理解。尽管圣经对教会领袖有明确要求（例如提前3:1-7），但是，为发展多堂点教会列出的“分堂牧师最重要的五项素质”却是（MSCR, 144）：
这就将圣经的规定替换成了一些否认圣经充足性的条件，也就建立起了一种不能反映圣经标准的领袖。
多堂点教会更好的圣经依据
我认为多堂点教会可以有更好的圣经依据。当然，新约所强调的是教会应当在一起聚会。7在哥林多前书11:17-20提到了三次：
现在我吩咐你们这番话，不是要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但无益，反而有损。首先，我听说你们在教会聚会的时候，你们当中有分裂的事；我也有些相信这话。 因为你们当中必然有分党分派的事，好让你们当中经得起考验的人可以显明出来。 你们聚会的时候，不是吃主的晚餐；(新汉语译本)
同时，新约表示早期的基督徒定期在大聚会中聚集，同时也在家境较好的成员家中聚会：“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徒2:46）甚至在上面引用的哥林多的例子中，该城的众家庭教会还是会聚在一起，作为“哥林多教会”一同领主餐（参罗16:5）。
这些例子可能凸显了早期教会中的标准做法，即许多多堂点的家庭教会被认为一起构成了同一个城市教会（Elmer Towns, Aubrey Malphurs, MSCR 17）。这些规模较小的会众定期在家中聚会（亦即，分堂），同时也作为一个教会一同聚会（亦即，源会堂）。
多堂点教会的神学依据常常虚弱无力。糟糕的神学理由或神学框架包括以下这些：
当支持者宣称：“多堂点模式最终可以改变的是，当人们回答‘什么是教会’这个问题时，脑海里所想到的地点”（MSCR 199），上面提到的这些考虑就变得尤其重要。在提出这项宣告时，对于“什么是教会”这个问题有什么答案、答案是对是错、圣经的回答又是如何，没有任何神学考量。
多堂点教会更好的神学依据
我认为多堂点教会可以有更好的神学理由。详细说来，能够更有力支持多堂点模式的神学理由包括如下一些：
合一。新约强调爱、合一、合作以及互相依存，这种朝向圣洁的状况当然应该体现在个别的教会中。但是，我想，这些美德是不是也应该扩展到地方教会层级之上，体现在某一地区的众教会之中。例如耶路撒冷大会（徒15）以及马其顿众教会为耶路撒冷教会筹集救济款（林后8-9），也都是建立在爱、合一、合作和互相依存的基础之上。
那么，当我们谈到多堂点教会时，离开这个神学基础是不是有那么远呢？多堂点模式的支持者中就有人提出这个观念。例如，哈勃长老会（Harbor Presbyterian Church）的理查德·库夫曼（Richard Kaufmann）说：“我认为众教会合作的观念是一个神学上的要点，以此表明基督身体的合一。”圣迭戈卡莱奥教会（Kaleo Church in San Diego）的德鲁·古德曼森（Drew Goodmanson）也有类似看法：“通过多堂点策略，在多堂点的通力合作中，你就为神的国度向这个城市作了见证。”
推崇多堂点教会胜过植堂的人常常引用这个强调合一的神学观点，因为一旦新教会建立，母会与新建立的教会就会很快疏远，不再合作。
在加拉太书5:19-21，保罗列出了十五种“情欲的事”（有罪的本性），其中八种与教会中的不合一和区隔有关：“仇恨、争竞、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他说这些罪极端严重：“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5:21）。鉴于这类罪深深地侵入今日的教会，我们就应该停下来问一下，相比今日大多数的独立性教会，多堂点教会是否更好地建立这些美德。毕竟，多堂点教会的架构明确地反对这类有违于爱、合一、合作和互相依存的罪。
教牧关怀。反对多堂点教会的意见中，常常提到的一条神学上的担忧是教牧关怀问题：多堂点教会如何提供圣经所描述以及众教会所需要的教牧关怀，使之担负起认真门训教会成员的责任？负责任的多堂点教会的回应是，各分堂/分点的教牧团队负责为所在分堂/分点提供各种教牧关怀。
例如，西雅图的马尔斯山教会：
每一处分堂必须有属于自己、相当于同等规模教会的支薪职员，例如分堂行政主管和儿童事工负责人，另外还需要有一些不支薪的长老和执事，负责管理诸如婚前辅导、小组、成员会籍等。为此，各分堂必须根据适用于所有分堂的特定指导原则制定自己的预算，并由分堂牧师和其他长老按需决定开支……（VC, 253）
同时，不同分堂之间也可以共享资源。多堂点教会希望创造一种强烈的互相联结，共享资源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负责任的教会成长。最后，多堂点教会架构能够促进负责任的教会成长。这里的问题不仅仅是成员、教会名声或牧师声望的数量性增长。而必须思考成长是否从神而来，教会是否欢迎这种成长，以及是否为这种成长调整自己。
约翰·派博（John Piper）与伯利恒浸信会（Bethlehem Baptist Church）的众长老也为此问题花费了许多精力，他们查考圣经中关于成长的教导，得出一个神学上的判断。圣经中关于成长的说法，在福音书中有“耶稣针对大批群众的公开事奉”（太14:14、 21，15:38；可4:1，6:34；路12:1）。接着，使徒行传“记载了耶路撒冷和安提阿教会令人惊异的增长”（徒2:41，4:4，5:14，6:7，11:21、 24-26）。还有，新约强调“福音是在各处传播的好消息”（帖后3:1；徒9:31；太28:18-20；徒1:8；路14:21-22）。在此基础上，派博得出了他的神学判断：
尽管伯利恒教会的增长带来了非常真实的牧养和事工责任，但我们不应僭越主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并不是一直有增长，可能也不会永远增长。让我们为着现在神正在赐给我们的增长而感谢祂。我们当然同意福音广传是一件好事。大群人前来听到清晰传讲的道是一件好事。越来越多的人在敬拜中遇见神是一件好事。伯利恒教会的大量成员当然需要负责任的门训和工作，长老们就有重大的牧养工作。但我们相信，神正赐给我们的增长是一件好事。神对于我们的增长有主权。作为长老，我们的义务是负责任地牧养和管理主赐给我们的增长。或者换个说法，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我们是不是一间巨型教会”，而是“我们准备成为一间什么样的巨型教会？”2002年7月长老们决定启动一种多堂点教会的异象，这是一个寻求成为一间不同类型巨型教会的决定。8
多堂点架构是一种负责任地管理教会增长的方式。
关于多堂点教会在历史上是否有先例，以及这些先例是否具有相关性，至今还没有严肃的著作加以探讨。9从教会史中采集的案例通常诉诸于宣教工场、循道宗的巡回讲员、以及巴士事工组织的流动主日学（MSCR, 91页）。例如：
从历史看，曾经有过讲道者在各教会间巡回讲道并提供教牧带领。其中一个例子是循道宗的巡回讲员，他们骑着马去许多教会讲道。各聚会点都有本地的认同和带领者，而牧师则成功地在不同地方事奉。美国循道会的建会主教弗朗西斯·奥斯伯里（Francis Asbury, 1745-1816）靠步行或骑马巡回讲道约有16000篇，旅程超过25万英里。（VC, 245）
这个历史先例的问题在于，早期循道宗面对的情况是受过训练的牧师不足，无法在所有教会讲道。今天在美国几乎没有这种牧师缺乏的状况了，我也从来没有碰到过因人员短缺而采用多堂点教会的。
多堂点教会更好的历史理由
浸信会信仰告白。多堂点教会更好的历史先例，首先可以在会众制教会及其宗派对于合作的强调中看到，这一点可以考察历史性的信仰告白。10例如，1644年《伦敦浸信会第一公认信条》代表了伦敦城七间一般浸信会和改革宗浸信会的立场，其中相当明确地表示，各教会应当互相合作：
虽然具体的会众是几个可以区分开来的独立团体，每一处的会众本身都是一个坚固而又紧密的团体；但是他们全都应该遵守一个共同的准则，并且以一切适当的方式在教会所有需要的事务上互相磋商，彼此帮助，因为他们作为一个身体的不同肢体，在他们唯一的头基督以下有着共同的信仰。11
在浸信会的历史中，对合一的强调贯彻始终，在最近一版的《浸信会信仰与信息》（Baptist Faith and Message, 2000）也有体现。第14节关于合作，这样说：
基督的子民应当在有需要的情况下，组建该等联会和协会，以此确保为着神国度的伟大目标而通力合作。该等组织对彼此或对教会都不具有权柄。它们是自愿加入的咨询性机构，目的是以最有效的方式引导、联合和指导神子民的工作动力。新约教会的成员理应彼此合作，为拓展基督国度的缘故一同推动宣教、教育以及慈惠事工。12
多堂点教会体现了这种对于强烈联结主义的强调。当然，上面引用的文件是在呼召不同教会之间的合一。但通过多堂点的方式不是更能够达成这种强烈的联结主义吗？
联结主义与合作。多堂点教会的支持者们所提出的这种强烈的联结主义元素，源自于对合作的强烈渴望——也就是渴望互相依存，反对今日美国教会中越来越多粗糙的个人主义所鼓吹的独立性和夸大的自治。我发现，多堂点教会及其牧师（1）深深地渴慕共同生活与参与事工，（2）强烈拒绝过去在许多独立教会中典型的强烈自治倾向，以及（3）拒绝接受目前在教会合作中存在的形式化结构（例如，地区教牧团、州联合会）。他们常常发现这类网络官僚作风明显、行事迟缓，甚至无法提供实际的帮助，并且充斥着不合格的工作人员。因此，他们通过具有强烈联结主义的多堂点教会拓展自己的事工。
当这些牧师和教会产生出拓展事工以影响更多人群的异象时，就发现传统的植堂模式不能令人满意，于是就开始寻找其他方式。他们发现多堂点教会的概念十分吸引人。
比如，一间教会可以有多处聚会点或分堂，各堂点的教牧团队可以一同参与事奉，包括每周开会、共享教牧资源、鼓励个人承担责任，通过一同准备讲道、处理问题、按照共享的预算分配金钱培养教牧合作关系，等等。他们觉得，这种强烈的联结主义相比目前教会间普遍的强烈独立倾向更符合圣经，后者常常导致教会彼此争竞，以及指责其他教会介入本地事务，即使情况实际上已经非常需要这类介入。
十七世纪英国的多堂点浸信会。多堂点教会还可以在十七世纪英国浸信会的历史中找到更坚实的先例。13休·温布尔（Hugh Wamble）在其美南浸信会神学院博士论文中写道：“一间地方教会人群分散、由若干群会众构成是正常情况。为方便或保护信徒的目的，成员就分成几个部分进行崇拜。”14
在王政复辟这样的受逼迫时期，此种安排在英国尤其普遍。在乡村地区也是如此，“秘密聚会”或人数较少的信徒团体都属于母会的一部分。例如，约翰·迈尔斯（John Miles）所在的威尔士伊斯顿教会（Ilston church [Wales]）就包括了分布很广的会众团体，分散在Abergavenny、Llanwenarth、Llangibby、Aberavon、Llanddewi和Llanelly等地。15在许多这样的案例中，一名牧师要在许多不同地方讲道、巡回参加秘密聚会。16有时，会有几位有能力的讲员服事多个会众群体。17
考察这些历史先例可以帮助我们去除这样的观念，即认为现在的多堂点教会现象只是最近（20世纪和21世纪）由分公司之类的商业模式、求出名的欲望、或者其他诱惑人的原因而产生的。
近来关于教会论的探讨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宣教的”教会上，18也就是教会作为被神呼召、被神差派传扬福音和拓展神国度工人群体的身份（约20:19-23）。于尔根·莫尔特曼（Jurgen Moltmann）强调，重要的一点是，需要理解“并不是教会‘有’宣教的使命，而恰恰相反：正是基督的宣教工作建立了自己的教会。并非宣教出自于教会，而是教会出自宣教，并且从宣教的角度才能理解教会。”19同样，乔治·汉斯伯格（George Hunsberger）也强调必须关注“一种宣教的教会论——这种教会论认为，在根本上的宣教属性乃是教会在一个后基督教、后现代环境中理解自身的关键。”20这样的教会论，与将宣教更多视为教会的一种活动、而非教会本质形象表达的观念形成截然的对立。宣教的性质，首先是关于教会的身份，其次才是功能：
宣教性的教会论强调，教会的存在本身就是被差遣进入这个世界……关键的问题在于，对教会而言，宣教不是辅助性或额外的事情。被神差遣本身就是教会的本质属性，其性质如此之强，以至于奉差遣这件事或明或暗地表现在教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崇拜、团契生活、立约关系、见证、新团体的培育、社会政治参与、慈爱和怜悯，等等。21
另外，宣教首先是集体身份的问题，其次才是个人参与。
更具福音性？
多堂点教会的支持者甚为倚重教会的宣教属性，并引以为证明其方式正当性的理由。其中一些说法不怎么有说服力。比如，有些人声称：“多堂点教会比那些只有一个堂点的教会更具福音性”（MSCR, 23页），这进一步导致他们推论：“要实现大使命，多堂点模式可能是唯一一辆够宽敞的车”（MSCR, 178页）。
尽管没有统计数据，但情况可能是有些多堂点教会比某些单一堂点教会福音性更强，而有些单一堂点教会比某些多堂点教会的福音性更强。另外，我斗胆猜测，大使命会通过许多不同的车辆而达成。
更处境化？
有人将多堂点模式视为（在慕道友驱动型教会、目标驱动型教会和后现代教会之后）最新的一种尝试，以处境化的方式“回应美国非信徒的爆发式增长，以及始终存在的将圣经世界观应用到当下处境的需要”（MSCR, 23页）。
我同意教会的宣教属性要求教会进行处境化。同时，也应该要承认，有些处境化的做法最后变成处境化过度，导致宗教融合主义，严重削弱甚至搞垮了教会。22因此，不能仅仅宣称应该处境化。与所有其他教会一样，多堂点教会也必须做到负责任、适当的处境化。23
更具宣教性？
有人宣称多堂点教会最专注于宣教：“想象一下，一间教会不是以一个人或一座设施为中心，而是以宣教为中心建立起来，会产生怎样的力量！”（MSCR, 200页）。
可是，多堂点教会可能与单一堂点教会一样容易形成“个人崇拜”（无论教会是大是小）（VC, 256-257）。
为什么多堂点教会确实更具宣教性
支持多堂点模式更具宣教性的理由包括以下一些：
向城市传福音。相比其他教会，专注于接触城市的多堂点教会可能更能抓住宣教的身份，因为它们正是按照特定的宣教目的设计的，希望通过表现为一个共同体的福音来接触城市。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以城市中特定区域或人群为目标的堂点中。
在某种意义上，多堂点教会的宣教性质反转了将人们带出自己的宣教/关系网络，以此参与教会的方式；相反，这种模式在多处地方建立分堂，这样就能影响到城市中所有的邻近人群（概括Darrin Patrick在The Journey中的说法）。可以说，多堂点教会更具本地化思维，因为它并不是强迫教会中的每个人去到一个位于中心的地方。
增长是祝福，不是咒诅。从宣教的角度看，从神而来的增长是一种祝福，而不是咒诅。一间正在经历神所赐增长的教会必须扩张和重组，以适应这种增长，有效地牧养每一个归向基督的人，并使他们加入这个宣教的共同体。
例如，伯利恒浸信会决定“创造和培养一种激进、愿意冒风险的心态，通过多堂点方式‘传播’，而不采用更稳妥的心态，以中心向外的方式拓展”。自然地，其“一同以基督为至宝”的异象也就包含了在多处设立“教会和分堂”，并按这样的原则展开工作：
如果有一群内心火热的耶稣门徒，能够时刻保持一种走天路的心态，且相信地方教会不断拓展的异象，那么多设分堂就是一种可行、也可以承受的方式来完成这一使命，使人们团结在同一面旗帜下，去传扬对这位在一切事上有主权、通过基督祝福万民的神的热心。（TCT）
那为什么不去植堂呢？人们通常会问多堂点教会，为什么不按传统的方式植堂呢。尽管一时还无法获得统计数据，但有一些多堂点教会（比如上面提到的伯利恒浸信会）采用了双重拓展策略：植堂，同时也开设分堂。24
另一个例子是西雅图的马尔斯山教会，他们起初尝试通过Acts 29植堂网络，采用植堂方式来管理令人吃惊的增长，甚至被“誉为美国植堂第二繁荣的教会”。（VC 249）
但是，对于某些类型的教会，植堂会遇到特别的困难：
影响教会向多堂点而非植堂方向发展的其他因素还包括以下一些：
在2007年，有12%的多堂点教会有分堂析出成为独立教会的情况。（LN 11）所以，实际上这种方法在长期看来也可以为植堂作出贡献。
主教制或长老制
我不清楚多堂点教会可以如何按照“高派”（如圣公会）主教制来治理，我没有发现有任何多堂点教会采用这种制度。在一种“低派”（如循道会）主教制中，带领牧师并不是成为“主教”治理各分堂；更多的情况是，这样一间多堂点的教会的运作类似于处于地区主教管治下的一间单一堂点教会。
至于采用长老制的多堂点教会，各处堂点的长老会议构成了教会的唯一治理机构。如果某一堂点自行开会，就会独立于其他堂点。
会众制
一些多堂点教会在对分堂施行管治的地方教会层级以上没有任何更高的架构。这样的教会会被认为是正常的会众制多堂点教会。在会众制多堂点模式中，各分堂有自己的领导团队（包括分堂长老和分堂执事）负责监督和全面指导本堂点的事工。此外，全部堂点的众长老定期集议，构成一个“众长老理事会”，共享资源、就重大事工进行合作、一同祷告、彼此帮助辨别和处理教会间问题、一起预备讲道（采用讲道团队的模式）、促进共同负责，等等。“通过异象和价值观聚合在一起的、彼此联结的教会网络所具有的力量和增效作用，远比现有体系下各个分别和不相往来的状况要好”（MSCR, 7页）。
我要总结一下，提供两种会众制多堂点教会的模式：
模式一：传统的美南浸信会多堂点教会
模式一是传统的美南浸信会——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的高景浸信会（Highview Baptist Church in Louisville, Kentucky）。该教会有六处堂点。其治理架构包括一名主任牧师（Kevin Ezell）、一个牧师团（由各分堂带领牧师组成）、一个执事会（由各分堂代表组成）、若干委员会（财务、人事、物业设施、提名；委员会由各分堂代表组成）、一个预算，由全体成员大会决定接纳新成员、依照惩戒流程除名犯罪的成员、对职员选任投票等事务。
全体成员大会每季度举行一次，时间是主日晚间，内容包括敬拜、洗礼、主餐、事务会议，等等。教牧团队每周开会，预备讲道、堂点事务报告、彼此牧养、祷告，等等。带领儿童事工、青年事工、成人事工和崇拜的牧师（所有分堂）还会有每周一次的事工会议。
模式二：以城市拓展为目的，长老带领、执事服事的会众制多堂点教会
我所建议的是第二种模式。在元首耶稣基督主权的带领下，教会由众长老负责带领。这个理事会由不同堂点的长老组成。他们作为一个团队，对不同堂点的教导、带领、祷告和牧养工作负责。其中有一些是受薪长老，另一些则不是。其中一些人可能在不同分堂讲道和教导，而另一些可能专门负责某一个分堂的工作。所有长老就所承担的责任领域共同构成带领团队，对整个教会负责。众长老定期开会，在祷告中彼此支持、共享事工资源、鼓励个人省察归责、一起准备讲道、处理教会间问题、按同一个预算分配金钱，等等。
教会由众执事服事。长老的职分专注于教导、带领、祷告和牧养的工作，而执事则尽力服事教会的各种需要。可能包括男性和女性事工、青少年和儿童事工、敬拜事奉、运动和艺术事工、慈惠事工、福音和宣教事工，不一而足。执事固定于自己的分堂，就是说，他们只参加特定堂点的事工，而不服事整个系统。
作为会众制教会，长老要带领，但不是统治：众长老在其职责范围内依照权柄工作（参上文），而分布于多个堂点的会众同样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依照权柄工作，包括确认长老、接纳新成员、通过惩戒程序除名犯罪的成员、确认预算、批准章程和事工理念的重大改动，并根据职责所须作出其他决定。在定期举行的成员大会上，各分堂的成员都聚集在一起，可以在成员间展现和培育合一、在不同堂点之间展示和促进深入的联结、为成员履行其作为会众的责任提供机会、效法初代教会的模式，等等。
教会存在于多个地点，是为了向城市传福音的缘故。因此，多堂点教会存在一个地理上的限制，也就是教会试图在其中传福音、开展事工的这个城市。对于宣教身份的强烈认同感融入教会，体现为积极向城市居民外展，包括增加堂点，从而将教会的接触范围扩展到城市的偏远地区。
尽管还需要很多进一步的研究，但根据圣经、神学、历史和宣教（以及治理）这四重维度的评估，我希望多堂点教会的这个模式（或者若干模式）能够站得住脚。
葛瑞格·艾利森是位于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市的美南浸信会神学院基督教神学教授
译：徐震宇。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Theological Defense of Multi-Si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