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1876年，华盛顿的各教会在首都联合举行了长达105天的复兴聚会。这一事件说明了现代复兴主义对美国福音派的影响程度，并为许多我们今天看到仍在延用的复兴主义方法提供了更广泛的背景。
在19世纪，复兴不再被视为圣灵自发的工作，而变成了有计划的事件：代祷的结果，周详的计划，以及细致的执行。正如伊恩·默里（Iain Murray）讽刺性地指出，“（复兴）不再是‘意外的’，他们现在甚至可以提前宣布复兴。”[1]古旧的“复兴”依靠的是普通的蒙恩途径，而新兴的“复兴主义”依靠的是不断变化的方法，这两种依靠对象上的差异可以恰当地描述二者的区别。[2]
本文考查了1876年“复兴主义”的一个例子——当时华盛顿特区的众教会一起邀请了一位世界著名的复兴家到国家首都，进行了为期百日的一系列长时间聚会。我将会考查这次华盛顿复兴的四个特点：合作、祷告、报刊和讲道，然后提出三点总结性反思，试图弥合过去的做法与当前现实之间的差距。
不能过于简单化地给这次事件贴上“好”或“坏”的标签。像所有不完美的努力一样，它是好坏参半的。本文并没有下一个结论性的判断，而只是记录、分析和观察当前对人数、决志和新方法的痴迷在多大程度上是源于19世纪的复兴主义。
1875年至1876年间，五位华盛顿的牧师聚在一起为复兴祷告。[3］他们代表了这座城市的各个新教宗派：公理会、长老会、浸信会、卫理公会和路德会。他们一起成立了“联合复兴委员会”，以组织首都的复兴。[4]他们获得了爱德华·佩森·哈蒙德（Edward Payson Hammond）及他的音乐同工、纽约的威廉·本特利（William W. Bentley）的同意，在1876年春天到华盛顿来服事。
【插图：爱德华·佩森·哈蒙德的素描，来自他的传记《收割者与收成》[6]】
教会在等待哈蒙德到来时，开始每天聚集在一起祷告。这些中午的祷告会——和著名的纽约复兴祷告会类似——鼓励参加的人写下或公开分享祷告请求。每个祷告请求都得到了大声朗读并简单记录下来：“一位父亲为他的两个儿子（祷告），”“为一对九年没有去过教会的夫妇，”“为一个不满足的退后者，”“为一个想成为基督徒，但遭到妻子拦阻的男子，”“为未归信的父母，”等等[7]这些每天的祷告会在哈蒙德来之前很久就开始了，并在他离开之后很长时间依然持续，它们是华盛顿复兴的核心要素。
和其他复兴主义者一样，哈蒙德非常依赖友好的新闻报刊。[8]虽然他“只能对几百人讲话，但世俗报纸可以对数千人讲话。”[9]此外，就像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一样，报刊上对复兴的成功越是吹捧，就会有越多的人因好奇而被吸引。正如他的传记作者所解释的那样，“推动复兴的最好方法是在其他地方讲述它们。”[10]
因此，哈蒙德做了细致的记录，以便随时准备向报刊介绍他取得的成功。他的创新之一是要求每个前来参加慕道者聚会的人签一张“立约卡”，上面写道，“我，下面的签名者，希望我已经找到耶稣为我宝贵的救主；并且我保证，在祂的帮助下，一生都要作为祂亲爱的儿女和忠实的仆人生活。”虽然这张卡片由签名者保留，但他们的名字会记在哈蒙德的册上，以追踪归信者的数字。[11]
【插图：《国家共和党报》，1876年2月19日，第4页】
这些复兴聚会于1876年2月5日周六在华盛顿特区的圣保罗英国路德宗教会正式开始。[12]聚会的地点也在改变，因为各教会都提供他们的建筑来聚会。每天进行两到三次聚会，每次聚会包教读经、解经、祷告和见证。主要聚会是在晚上，哈蒙德会进行福音布道，其中包括讲明福音和呼召回应。[13]
但哈蒙德讲的福音常常包含强烈的道德改变和自我完善的内容。例如，1876年4月2日周日，哈蒙德在第一公理会向挤满教会的人群讲道时，选择的经文是阿摩司书6:1，“在锡安安逸无虑的有祸了。”他的信息主要集中在社会的道德困境和个人转变的需要上。“如果你们穿过这座城市的酒吧、旅店和办公室，听到那些非基督徒讲话，”他谴责道，“你们将听到神的道德律法被人攻击，他无限的能力和智慧受人质疑。然而你们却说，这不关我们的事。”最后，“他邀请在场的不同阶层都站起来祷告，”而“几乎所有人都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14]
哈蒙德谴责公开和私下的邪恶，并认定基督是唯一的解决方案，这使他有落入宣讲道德改造的危险。虽然他把基督作为个人得救的唯一途径，但哈蒙德的讲道重点是广泛的社会改革：社会正在分崩离析，只有个人得救才能确保有所需的道德，防止进一步的堕落。[15]
1876年2月5日至1876年5月20日期间，在华盛顿特区进行了大约285场正式的复兴聚会，历时105天。哈蒙德曾是惊人的记录保持者，他宣称在华盛顿有1900人归信，[16]其中大多数是16岁以下的孩子。[17]如果这个数字是准确的，并且1876年华盛顿的人口约为15万,［18]那么大约78人中有1人，即1.3%的华盛顿居民被哈蒙德声称是在他的复兴中“归信”的。
但在哈蒙德转到下一个城市后的很长时间，华盛顿的牧师和教会仍在处理复兴的影响和后果。复兴主义对国家首都的牧养事工有什么影响呢？
一、采用新方法的压力
复兴主义的“新举措”给牧师们带来了明显的压力，要么跟，要么落后。如果一间教会拒绝参与复兴，他们就不太可能收获任何“果实”。复兴运动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人们听新的传道人讲道，参加新的教会，并经常导致成员转换宗派或教会。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华盛顿教会都参与了。那些不跟他们一起玩的教会损失也最惨重。牧师们感受到一种新的压力，必须通过复兴运动来使教会增长，不然就有落后的风险。从长远来看，这破坏了缓慢而耐心的牧养工作。
二、在教会增长上依赖新举措
复兴主义日益增长的第二个后果就是依赖新方法来吸收新成员。人们越来越多地认为，决志就该在复兴聚会上做出，而不是在平时自发地产生。例如，在1884到1888年间，都市浸信会91%的认信是在长时间的复兴聚会中产生的。如果一位牧师想要他的教会增长，建造更大的建筑，或是扩展到新的社区，普遍认同的做法很简单：举行一场奋兴聚会。
三、因人数称义
第三个后果是越来越依赖人数去判断成功与否。当佩森总结在华盛顿的复兴时，他抱怨工作开始得很慢，聚会也不如他所希望的那样拥挤。[19]但华盛顿的牧师们对他们的教会因复兴而增加的成员感到高兴。第一公理会报告说，他们在哈蒙德的运动中增加了170名成员，其中有一个主日就增加了115名。[20]加略山浸信会的成员人数从381人增加到505人。[21]
但这些短期的增长掩盖了长期的挑战。例如，历史学家柯蒂斯·约翰逊（Curtis Johnson）在研究纽约的复兴运动时发现，在复兴期间加入教会的成员被逐出教会的情况，比在复兴时期之外加入的成员平均来说要速度更快，比例更高。[22]都市浸信会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一直实行复兴主义的做法，他们在1884至1888年间奋兴聚会中受洗的成员，有45%因为停止了聚会而最终被逐出教会。
1876年的华盛顿复兴生动地展示了现代复兴主义对美国福音派的影响和渗透程度。随着许多的宗派相信了复兴主义的应许并接受了复兴主义的方法，他们不再寻求成功的长期指标，如坚忍和属灵成长。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追求别的东西：成员人数的增加，以证明他们事工的有效性。
可悲的是，这种短期的视角往往忽视了长期的关注。今天也是如此。当我们思考现代福音派混合的成果时，牧师们需要明白，我们许多做法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复兴主义。
[1] Iain Hamish Murray, Revival and Revivalism: The Making and Marring of American Evangelicalism 1750-1858 (Banner of Truth Trust, 1994), xviii. 中译本：伊恩·默里，《真正的复兴》，张宇栋译，团结出版社，2012年。
[2] 同上。
[3] 据第一公理会的兰金博士（Dr. Rankin）的说法，这些人是第六长老会的梅森·诺布尔博士（Dr. Mason）、第十四街浸信会的E. H. 格雷博士（Dr. E. H. Gray）、圣保罗英国路德教会的S. 多默博士（Dr. S. Domer）。兰金没有说出第五个人的名字，但似乎很可能是第九街卫理公会的威廉·哈蒙德（Everett O. Alldredge, “Centennial History of First Church 1865-1965,” 日期不详, https://www.firstuccdc.org/wp-content/uploads/2021/03/fccucc-centennial-history1.pdf）。
[4] 正如《国家共和党报》所解释的那样，“任命了一个总体安排委员会，其组成包括以下牧师和博士：克利夫兰（Cleveland）、兰金（Rankin）、格雷（Gray）、诺伯（Noble）、多默（Domer）、布朗（B.P. Brown）、哈蒙德（W.S.Hammond），以及以下诸位先生：哈克尼斯（J.C. Harkness）、斯蒂克尼（Wm. Stickney）、莫尔（F.L.Moore）、加劳德特（Gallaudet）主席、默温（C.H.Merwin）、史密斯（F.H.Smith）、沃伦•乔特（Warren Choate）、斯图尔特（A.T.Steward）、普雷伯里博士（Dr. Presbery）、布莱恩特（S.S.Bryant）和斯坦梅兹（B.H. Steinmetz）”（《国家共和党报》，1876年2月2日，第4页）
[5] 本特利被《国家共和党报》描述为“一位音乐家”，“因能有效地通过歌唱把福音表达出来而享有盛誉”（《国家共和党报》，1876年2月2日，第4页）。
[6] The Reaper and the Harvest: Or, Scenes and Incident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in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ev. Edward Payson Hammond, M.A. (Funk & Wagnalls, 1884).
[7] 《国家共和党报》，1876年5月19日，第4页。
[8] 凯瑟琳·朗（Kathryn Long）在她对美国复兴运动的研究中发现，“在塑造1858年后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著名奋兴家的形象方面报纸发挥了重要作用。”Kathryn Teresa Long, The Revival of 1857-58: Interpreting an American Religious Awaken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29.
[9] 《国家共和党报》，1876年2月10日，第4页。
[10] The reaper & the harvest, vii.
[11] McLoughlin, Modern Revivalism, 157.
[12] 不幸的是，菲尼亚斯·黑德利（Phineas C. Headley）所写的哈蒙德传记省略了他在华盛顿期间的事迹，只是说“有几年时间，包括他在华盛顿特区做工的那几年，几乎完全被省略了。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时候，能另写一本书来记述这些丰收的景象。”Phineas Camp Headley, The Reaper and the Harvest: Or, Scenes and Incident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Work of the Holy Spirit in the Life and Labors of Rev. Edward Payson Hammond, M.A. (Funk & Wagnalls, 1884), 537.
[13] 根据国家共和党报，哈蒙德所传的福音是这样的：“神的儿子耶稣创造了我们生活的这个美丽世界。神的儿女们违背了为管理他的儿女而制定的律法，他们要因自己的过犯而受罚。于是耶稣站了出来，提出以他的受苦和死亡来偿还这惩罚。他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取了人的软弱本性，并为我们受死，好叫我们得以存活。他被父所离弃，好叫我们不被离弃。他被当作罪人对待，好叫我们可以从过犯的责罚中得释放。他死了，又升入天堂。但他会再次降临于世，审判所有人，将好人与坏人，义人与罪人分开。”
[14] 《国家共和党报》，1876年4月3日，第1页。
[15] 乔治·托马斯 (George M. Thomas) 在他的研究报告《复兴主义与文化变革》中发现，与复兴主义的盛行相对应的是对共和党和禁酒党的较高支持率。他提出的解释是，像“第二次大觉醒”这样的宗教运动，“阐明了一种新的道德秩序，而且每个运动都试图让自己主张的那种秩序主宰道德-政治领域。”见George M. Thomas, Revivalism and Cultural Change: Christianity, Nation Building, and the Market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United Stat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9), 2.
[16] 《纽约每日先驱报》报道了“超过2000名归信者”（见《纽约每日先驱报》，1876年9月3日，第4页）。
[17] McLoughlin, Modern Revivalism, 156-157.
[18] “District of Columbia Population History,” Washington DC History Resources (博客)，2014年8月30日，https://matthewbgilmore.wordpress.com/district-of-columbia-population-history/.
[19] 《晚星》，1876年11月23日，第4页。
[20] Everett O. Alldredge, Centennial History of First Congregational Church 1865-1965, p. 28-29. https://www.firstuccdc.org/wp-content/uploads/2021/03/fccucc-centennial-history1.pdf.《国家共和党报》确认了这一数字，它在1876年5月9日写道，“在那个安息日，有大量的人加入了各教会——超过一百人加入了其中一个教会”（《国家共和党报》，1876年5月9日，第4页）。
[21] Tiller, At Calvary, p. 16.
[22] Curtis D. Johnson, “The Protracted Meeting Myth: Awakenings, Revivals, and New York State Baptists, 1789–1850.”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34, no. 3 (2014): 355. http://www.jstor.org/stable/24486904.
译校：无声宏扬。原文刊载于福音联盟英文网站：Revival Comes to Washington: An Analysis of the 1876 Revival in the Nation’s Capit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