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教会机构事工比比皆是。
几乎找不到哪个基督教界的领袖是没有在带领机构事工的，无论是约珥·奥斯汀（Joel Osteen），还是约翰·派博（John Piper），杜祁福（Creflo Dollar），提摩太·凯勒（Tim Keller），乔伊斯·梅尔（Joyce Meyer），还有约翰·麦克阿瑟（John MacArthur）。
根据美国国家慈善统计中心的数据，过去一年中有91,272个新教非盈利性组织为基督教相关工作填报了990式的税务申报表1。这些组织一年上报的税收总额有18亿美元，资产总额超过40亿美元。而这些数字并不包括众多的教会、年税额低于25,000美元的基督教非盈利组织以及这个国家106,000个基督教教育机构。
这一大堆让人眼花缭乱的跨教会机构在做的事工有：周济饥寒交迫的人、家庭事工、给年轻人传福音、派遣宣教士。他们会出书、游说、培训，也会办广播、提供金钱资助、衣物和医疗。机构事工服事世界各地的基督徒共同体，甚至本文的印发也受助于一间跨教会机构。
人们总说，跨教会机构不是教会，而是教会的膀臂。但历史已经显明：这只“膀臂”总有一种渐渐独立于身体之外而自主的倾向，这就造成了混乱。考虑到许多跨教会机构巨大的范围和规模，那些顽固偏行己路的机构会将错误放大和传播多年：宣教组织变身俱乐部，异端神学院中生出传异端的牧师，而服务性的组织则在福音与社会运动之间制造出长久的疑惑纷争。
那么，一个健康的跨教会机构应有怎样的标志呢？
我参与跨教会机构事工已有三十多年了。有一个在穆斯林国家的学生事工机构是我帮助建立的，并且现在正在带领这个机构。我也参与过美国国内外教会的改革和植堂。所以，我可以从一个受过“磨练神学院”（seminary of hard knocks，神学院是另一种跨教会机构）训练的人的角度谈一谈。
我要先定下几个预设，好使本文的讨论不至过于宽泛。确切地说，我要写的是福音派，新教的事工。我要写的不是那种作为某个人的自我表现或发财手段的机构事工。我假设中的机构是在财政上负责，领袖品格正直，并且有扎实、正统的教义表述；事工的发起是出于良好的动机和圣经根据。在这些基本原则之上，这里我要列出健康跨教会机构事工的九个标志。
跨教会机构的存在主要不是为“介入”和“完成”教会没能完成的事工——即使有时候这是事实。
跨教会机构的存在主要不是为了以“集中、专注力”来更好和更为有效地做成某种事工——尽管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
跨教会机构的存在主要不是为了他们所“陪伴”2的那方面事情去动员和装备教会——纵使许多机构在这样做。
甚至它不是为了做“教会的膀臂”。
主要不是为了这些。
它存在的目的主要是为保护教会。
这样去思考：教会能够做许多美好的事情，但这些事情当中大多数并不只有教会才能做。归根到底，它们大多有世俗组织在做，有时甚至做得比教会更好。而教会有着一个独一无二且高于一切的事工使命：正确教导和传讲神的道。所以，当这许多“美好之事”开始侵占教会对其首要任务的担当时，跨教会机构就可以将这美好的事工承担起来，这样就保护了教会。
对于跨教会机构事工的一个正面圣经榜样出现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教会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说希腊语的犹太人的寡妇。3有人怀疑，说希伯来语的寡妇能够不断得到食物是因为她们在犹太人当中有熟人，而说希腊语的寡妇则没有，不过有可能这是一起更为恶劣的种族主义事件。无论如何，当他们发怨言时，使徒们指派了七个敬虔的人来处理这件事。从他们的名字就可以看出来，所有七个人都是说希腊语的，这无疑能够迅速地消除任何的朋党营私或种族主义。但要注意使徒们以这样的方式来处理这次对教会的攻击的原因：“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徒6:3-4）
所以，这显示出教会执事职分的建立是为了保护教会的首要事工，即话语的事工。4
跨教会机构事工必须明白使徒们在使徒行传第六章中所采取的原则。尽管有许多重要的事情是教会可以做的——像供给寡妇这样重要的事情！——但没有一样事情应当破坏教会首要的呼召：传讲神的道。跨教会机构事工应当与教会同行，既能实现一些重要的功用，又能保护教会独一无二的首要使命。
跨教会机构今天最为需要的事情之一就是有说服力和健康的教会论。只明白跨教会机构是为保护教会而存在是不够的。如果一个机构事工不知道它和教会有怎样的不同，就必定会结出恶果来。要想健康运行，机构事工必须明白什么使教会成为教会，而什么使机构成为机构。
我最近和一位美国宣教士聊天，不知怎么的我们开始谈到了教会和机构的话题。当我说出跨教会机构（parachurch）一词时，他立刻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说：“我不喜欢这个用词！”
“什么用词？”我说。
“Parachurch！”他回答。
“为什么？”我问。
“因为我们都是教会（Church）。不存在church（教会）和parachurch（跨教会机构）的区别。”他义正辞严地说。
他是我很好的朋友，我很喜爱他对基督的热心和他向神的摆上。但他完全错了——并非所有基督徒的聚集都是“教会”。教会拥有着特定的特征使其成为教会。不幸的是（而这也是极大的讽刺）我的朋友正“进入”教会植堂领域，而我担心他所代表的正是多数人的观点——甚至是那些在事奉当中的人。
教会是神所设立的地方信徒的聚会，在其中信徒们对彼此委身。他们定期聚会，教导神的道，进行圣餐和洗礼，对成员执行纪律，建立合乎圣经的带领结构；他们一同向神祈祷并奉献。当然教会所做的可能比这更多，但至少会有这些。
而跨教会机构，从定义上讲，所做的更少一些。也就是说机构事工只有教会众多责任和权利中的一小部分。
如果一个机构事工丢掉了对教会论的这一基本认识——甚至更糟的是，拒绝这样的理解——它的心智就会有变得危险的可能，许多负面的后果将会随之而来，包括我们将要在标志三和四中讨论的后果。
如果跨教会机构不清楚教会和机构的界线，它就会开始去做更应当由教会来做的事情。
当机构事工开始像教会一样做事的时候，他们常常会让参与他们事工的人用对机构的投入取代对教会的投入，这是一个有害的替换。
没错，这是真的。我年轻时曾作为国际校园基督徒团契5的职员在一个海滩短宣中事奉，我给两个古实人施了洗，他们是在我们出去传福音的那周信了基督。毕竟，有什么能比这更合乎圣经呢？他们是古实人！而且“这里有水”！但现在回想起来，我希望当时能够更谨慎一些，确保他们是真的有了信心。这样的分辨只能在共同体当中发生，而且也应当由能够确定他们信仰的地方教会来给他们施洗——我那时需要更坚固的教会论（以及关于洗礼的神学，就此事而言）。
其他应由教会施行的事情也一样：比方说圣餐，或教会纪律。
跨教会机构的领袖经常会告诉“教会”什么是“教会”需要做的。他们会劝教会和天主教合作，通过关怀穷人来给福音“补上漏洞”；接受新的领导架构，变得更加适应时代；他们会劝教会做出任何你能想象得到的调整。通常这样的劝告会产生迷惑和混乱，因为它有可能既很前沿，又出于自私的动机。
不仅是跨教会机构的领袖会迫使教会去像机构一样行动，教会的成员也会这样做。由跨教会机构运行的事工项目数量巨大，也很有影响力。从戒毒支持到儿童营会，不胜枚举。从这些当中获益的教会成员会自然地想要他们所在的教会也跟着效法。但如果这种倾向背后没有一个清晰的对教会与机构的理解来约束的话，这些心怀好意的教会成员会迫使教会在样式和行动上都与机构事工相似。
有太多的人从机构的视角来看教会。这是不是能够解释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的教会看起来那么像往昔的校园团契或是高中事工？
有一个特别的领域，机构运动要当心不可给教会压力，就是教义。机构事工常常一挥手就在第二级教义上放弃立场。毕竟，当我在一家跨教会机构中服事时，我也不太关心一个人用什么方式受洗。
但这种态度会导致对教会教义立场的公开轻视，仿佛第二级的教义没有任何重要性一般。6
后来我成为一间新建立并不断拓展的教会的长老，这些我在作为机构工人时曾搁置一边的教义突然间显得极为重要。我们怎么应对不是按照圣经教训而离婚的人？教会纪律应当是怎样的？教会会员的资格要求是什么？我们教会对穷人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关于洗礼的教导该是怎样的？我们对于女性在事工中的位置采取什么立场？
机构领袖当然有权呼吁教会更加忠于福音。教会当然也可以自由地学习机构的事工。但一个健康的机构事工应当避免迫使教会放弃那些在机构处境中没有很大意义，但却对教会的健康有着实际影响的教义。
健康的机构事工应当实践并教导教会与机构之间的区别，这样他们才不会违背他们存在的主要理由：保护教会。
一百年前的产生的大型机构中，几乎没有哪个现在仍然在忠于福音。
而最初为基督教缘故创办的教育机构中，如今仍坚守福音的就更少了。历史上机构事工跌倒的例子屡见不鲜，这应当成为我们的警戒。机构事工变质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持守圣经原则，而总是倾向于牺牲原则来换取事工的壮大。
发起一个机构事工的原因之一，是它可能成长到比地方教会事工大得多的规模。即使是一些小型机构事工也使一般的教会相形见绌。但一个健康的机构事工不会把规模和属灵上的成功等同起来。规模越是增大，对基层成员的监管也就越困难。通常渴望规模增长可能会导致为大而大的问题：喜欢走捷径，不愿坚守教义立场，事工的焦点也会转向当下的潮流。
机构事工有许多实用性的存在理由。机构效率很高；他们让一群基督徒用多年去磨练一些技术，使其能够接触一些人群或是为特定目标而服事；他们使归属于许多不同宗派的基督徒能够聚集在一起担当福音的工作；他们能够迅速地增长到一个巨大的规模和范围；机构同样可以在担当这些事工时自由地发挥创造性。
但这些都出于实用性的考虑。它们好是好，却是实用性的，这意味着实用主义是永远存在着危险。
实用主义的危险在于：我们可能会开始依赖于技术或计划，过于对圣灵工作或圣经明确命令的依靠。举例来说，实用主义会试探我们，让我们将传福音的方法看得和福音的内容本身同样重要（或是更重要）。或者说让我们觉得我们传福音场所的气氛比传福音者忠实与神同行更重要。但神更关心的是我们对道的忠心和我们生命中的信实，过于对实用性考虑的关心。
健康的机构事工避免依赖实用性的计划（这些东西事后看来往往是花招或新潮），而坚固信靠福音和圣经。
现代的公司文化强调高效、风险管理、简明的组织架构以及稳定的财务。而公司的文化和组织结构总是惯常地被引入机构事工的领导方式中。结果是许多教会机构也极度强调赚最多的钱，风险最小化，或是最高效的管理架构。
但这些价值观并不能带来属灵上的复兴和对福音的热心，也不会使人甘愿为耶稣献上自己的人生。现代的公司文化中有没有可以学习的东西呢？当然也有。那它们应当成为我们事工中至高的价值观吗？决不！因此，机构事工需要与今世的文化截然不同的管理和金钱观念。
向机构事工需要发出不住的、彻底的呼吁，要求他们的自身管理能够像他们要求自己的职员一样。一种政治化、公司化的领导会对以圣经为出发的心志产生侵蚀。而当跨教会机构中出现了这样的领导方式时，其事工名存实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我曾与一位朋友谈到她调任一家大型跨教会机构总部的事情。她说，她渐渐了解那里的办公室文化后，她将其中的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敬虔的人，另一类则是掌权的人；而且她说——很强调地说——这两类人没有交集。
机构事工中，金钱同样也会造成问题，我所说的不仅仅是指那些没能达到财政上“最优”的机构。财政上负责是本文的前设。相反，危险在于：募款的压力远远比跨教会机构的信仰宣言和使命重要。本来跨教会机构的工人训练应专注于圣经以及如何在事工中落实福音；如果还有剩余的时间，有一些募集资金的训练也是可以的。但不幸的是，训练的重点常常被颠倒。
不久前，我参加了开普敦举行的洛桑大会（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跨教会机构事工）并恰好遇见了国际校园团契（InterVarsity）的一位老朋友。我们坐下来一起喝咖啡。我去年曾写过一篇关于国际校园团契的文章，希望它能够就这个运动内部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带来一些讨论。但该机构马上作出的内部回应却是，将对我文章中提到的问题的“应对之辞”印发给众职员，好叫他们在捐助者们对这些问题提出质疑时能够有所回应。所以我对我的朋友提出意见，说我非常诧异国际校园团契竟然会这样做，只想保护“三千万美元捐款的底盘”而宁可回避对忠于福音的讨论。他听完之后笑了笑，然后拍拍我的手臂说：“麦克，好像是六千万吧……”7他说得好像这只不过是生意，而与领袖品格无关。
哦，天哪！
国际校园团契在财务责任上有着最高的伦理水准，这对我来说是毫无疑问的。甚至当出现错误的时候，他们也会随即谦卑地悔改。但像国际校园团契这样的组织，对于金钱所需要的不能仅仅是业务和数据的诚实。如果因为担心可能损害其捐款而压制对忠于福音的讨论，没有什么比这个更能危及一个机构事工的健康。
底线：健康的教会机构需要发出持续的、彻底的内部呼吁，使其能够被福音所支配，而不是被管理原则、财务以及募款所驱策。如此，这事工才能从里到外都有事工的样式。
机构事工存在的最重要理由之一，就是让那些热心委身于福音但在第二级教义上并不完全一致的人能够凝聚起来。
所有机构事工想要保持健康，就必须对基督教的核心——福音——保持深度的委身，不管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工。同时要小心谨防任何不紧紧持守福音的教会机构。
福音是从神来的信息，领我们得救。如我们从圣经所读到的，福音信息告诉我们圣洁永活的神怎样差祂的儿子来为罪人赎罪，而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以及祂从死里复活，所有悔改自己的罪并信靠基督的人都能够与神重新和好并得永生。
所有自称为福音派信徒的人的口号是：“如果你热爱福音，你就是我的事工同伴。”同时我们也应当说，“如果你混乱福音，曲解福音，将福音的外延变成福音的内涵，或是在福音上增加或减少些什么，那么我们（做同伴）就有问题了。”
但尽管如此，那些有着坚定的合乎圣经的信仰宣告的人容易假定以为福音的内容不言而喻，这极为危险。这种假定使得福音信息隐而不明，以致任何自称为基督徒的人都被接受为基督徒，而不管他们对福音有怎样的理解，信仰实践又是如何。
这种假定是向丧失福音又迈进了一步。想一想使徒保罗是多么频繁地谈到福音。他很少有不提及福音的语句。他不是因为人们没有听过福音才这样做，而是因为他知道人会轻易地自认为明白福音，或者干脆忘记福音在说什么。如果你从人们的祷告、他们分享的经历，或是他们所表达的关切中，没能听到福音信息，你就应当担忧他们是自以为明白福音。
多数跨教会机构的教义宣言都清楚地阐明了福音。但这有什么用呢？它是否落实到了每一天？所有的出版物，所有的文献以及所有内部外部的交流都应当与这教义表述相符。从上到下的所有职员都应当知道它、相信它，并且在每一个决定当中活出来——无论是出版还是招聘。如果教义表述成为纸面的摆设，那几乎没有什么比这对机构事工更有害了。
在机构事工中，持守福音的优先和中心地位的一个极好的榜样，是澳洲学生福音团契（AFES），她与美国的国际校园团契是同类型的运动。他们不仅仅教义表述严谨，而且在他们的管理、出版以及校园学生领导方式和作风中实践出来。在许多方面，AFES都是一个好榜样，展示出教会机构与教会怎样能够在福音上合心同工。
与教会建立负责任的关系不仅仅意味着在教会中取得成员资格或是出勤率；许多机构已经鼓励或要求其成员加入地方教会成为成员。如今所需要的是有透明度的负责任的关系，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
是的，不仅仅机构应该坚持让他们的职员和所有成员在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中有更强的投入，整个生命对教会的带领委身。除此之外，教会机构的领袖还应当寻找那些愿意在这九个标志上挑战和劝勉他们的教会领袖。
我讲的头一个标志概要说明了机构事工的存在是为保护教会。但这里有一个使机构事工得到教会保护的方法：如果更多的教会机构寻求和教会建立起负责任的关系，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组织，他们会发现自己受到教会的保护，免遭暗藏在标志二到标志八当中的那些危险。
一个健康的不仅仅机构需要和福音派教会建立透明和诚实的关系，而且也应当主动听取这些教会的批评。不仅仅机构绝非无可指摘，总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采取防卫姿态，这是不健康的标志。不仅仅机构作为一个组织，听从健康的、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的领袖们的劝勉时，定会得益诸多。
一个正面的榜样：芥菜种基金会（Mustard Seed Foundation）曾经作出决定，如果一个当地的职员或事工没有得到一个当地地方教会的资助，它也不会给予资助。这个决定，通过首先顺服教会的带领，展示出一个极出色的对于教会领导地位的理解。这个原则是否有时会使事工步伐减缓？会。这是坏事吗？不是！它保护了教会机构对福音的忠实。
机构事工的规模和影响力已经比以往要大，而在这众多的机构当中，神在为他的国有力地工作，但我们永远不应当忘记，神已拣选他的教会作为国度拓展的途径。所以一个健康的机构事工会一直把教会放在优先和中心的位置，它在教会和机构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既避免自己像教会一样去行动的试探，也拒绝去迫使教会像机构一样做事。一个健康的机构事工会从机构运动的历史中谦卑受教，也将事工的原则性看得比世俗实用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更重要，它持守对福音的忠诚，并寻求与教会建立负责任的关系。
本文由《教会》杂志组织翻译审订，特此鸣谢。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Nine Marks of a Healthy Parachurch Minis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