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平权主义和支持同性恋之间真的存在斜坡吗？
从福音派互补主义运动一开始，传统观点的支持者就一直在警告会发生从按立女性牧师到神学上更加自由的立场的滑坡，其中包括滑向支持同性恋的立场。
许多的福音派平权主义者以抗议回应，他们大声指责保守派陷入滑坡谬误。平权主义者把滑坡谬误认定一个“逻辑”谬误，就此他们是正确的，但他们却错在把它当成一种错误的论辩形式。如大卫·凯利（David Kelley）在其《推理的艺术》（The Art of Reasoning）一书中写到的：“如果坡是真实存在的，滑坡论证也可以是正确的论证。”
首先，我们应当承认，许多平权主义者不认为圣经视同性恋为无罪。但总体来讲，持守这样的认信更多是基于教义的预设立场，而不是从释经学出发。许多平权主义者，在捍卫自己的立场时，运用了与支持同性恋关系相同的释经方法。有意思的是，你会很难找到一间支持同性恋的互补主义教会。事实上，如果一间教会支持同性恋，确定无疑地，这间教会也早已经是彻底的平权主义了。[1]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对圣经平权主义式的解读和支持同性恋的解读之间有什么样的释经学联系？[2]
每次读圣经，我们都是在进行基本的释经。[3]例如，互补主义者相信以弗所书5章和提摩太前书2章教导男人在家中和教会中是头。这并非一个新鲜的、新约的教导，这只是依照了在创世记1和2章中神的创造的样式。新约对今日的教会是规范性的，因为它反映了神造男造女的设计。平权主义者用一些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些经文，每一种的回应都使得这些经文最终主要表达的与直读出的意思相反。什么样的释经学判断使得平权主义者得出这些结论呢？
观点一
一些平权主义解经者回应这些经文，说新约这样断言单单就是错了。这不是福音派的立场，所以我不会与之争辩。此处的“滑坡”如此明显，也就不必再去证实。
观点二
另有些人主张，新约的意思并非教会所一直理解的意思。
观点三
还有一些人主张，在这些事务上，新约是有文化限定的。我们所处的现代语境，意味着这些经文不再按照跟写作时相同的方式应用。文化“进步”实际已经使得这些经文过时失效。这第三种观点是福音派平权主义者中最突出的一个，但通常第二和第三种方法的区别不大。文化的发展通常成为“看见”经文新意的催化剂。
这一“进步”论证在福音派的圈子里最畅销，因为它表面上使得解经者免于直接地否认经文的字面意思。相反，解经者能够将经文当成没有约束力的父权文化遗留，使之与当代应用隔绝起来。
该论证一个非常常见的版本，是由威廉·韦伯（William Webb）用术语“救赎运动释经学”普及开来的。它曾在别处一度被描述成一种轨迹释经学或救赎释经学[4]。这一论证的要点即，如果圣经看上去在某些问题上比文化更放任，那么经文的“救赎精神”就揭示了一条由经文发动起来的轨迹，今日我们应当视其为已完成的。
按照这种方式，圣经的教导所确立的运动朝向一个终极的伦理学，这是圣经中实际没有清晰表达的。举例来说，新约作者不准女人参与教牧事工，但是他们这样做时并没有反映神的终极理想。我们必须到圣经之外来探索我们的终极伦理学。
其他的平权主义解经家，如克雷格·基纳（Craig Keener），主张关于女人的命令在公元1世纪更多是处理女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其程度超过神的道德律要处理的。[5]总体来看，在新约写作的时候，女人很大范围上未受教育，并被认为低男人一等。因此，就有论证说，保罗和其他圣经作者只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迎合了这种文化情形，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冒犯，同时设定了文本定时炸弹（如加3:28）,其可能致使女人完全被纳入家庭和教会中的领袖角色。
韦伯和基纳没有支持同性恋。但是那些主张圣经容忍同性恋行为的解经家，他们比较了圣经世界的文化和我们现今的文化，也做出了相同的释经学判断。换句话说，这两个论证共同地诉诸于文化轨迹。这轨迹就是那个滑坡，感知到的文化或伦理发展就成了润滑剂。
举例来说，在一本主张圣经支持同性婚姻的流行书目中，马修·瓦因斯（Matthew Vines）写到，“保罗讨论同性关系的背景跟我们现今的背景如此不同，以至于此问题不能合理地被称作是相同的问题。”[6]为什么瓦因斯能这么说？因为，按着他的说法，保罗所处的文化对同性恋的理解不同于我们现今的理解：“鉴于同性行为在古代世界的文化地位，毫不奇怪保罗会予以谴责。”[7]但因为我们今日的文化比旧约时的更开明和进步，所以圣经中对同性恋的禁令已经过时。瓦因斯主张：“要点是：圣经没有直接处理同性性取向的问题或这种取向的表达。”[8]
瓦因斯的论证生动地包含了对互补主义立场的批判。他将互补主义肯定两性“同等价值，不同角色”的特征描述为一种“等级制的性别互补主义”，其“将在基督里逐渐消失”。[9]事实上，正是这种在先的对性别互补主义的抹除，使得瓦因斯自信断言“基督徒婚姻的本质，在于跟自己的配偶在一个互相无私奉献的关系中守约，这样的关系不排除同性配偶。”[10]
瓦因斯和其他修正派极大地依赖于詹姆斯·布朗逊（James Brownson）的学术著作，后者详细地解释了关于女人的圣经教导和关于同性恋的圣经教导之间的基础性联系。像瓦因斯一样，布朗逊诉诸于圣经“运动论”来证实二者：
如果我们要识别出圣经中塑造性伦理学的道德逻辑的潜在形式，我们就不能绕过父权问题，在这一文化模式中，男人被假定成为管辖者，女人被期待作顺服者。尽管这样的文化模式的例子贯穿整部圣经，但也有一些反向的运动形式……圣经中平权主义的例子是否是不寻常的例外，又或正典中是否有运动是远离父权并且朝向一个更加平权主义的愿景？[11]
布朗逊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包含了既朝向平权主义又朝向接受同性恋行为的运动：
与父权相关的圣经中的道德逻辑的整体运动，是远离古代世界中按家庭责任定义的角色……并且朝向一个互相依存和平等的愿景……我对圣经中父权的探索，的确揭示出至少某些关于同性色情的圣经禁止和负面描述与父权相关的假定有着清楚的关联……以致于这些关切塑造了圣经对同性恋活动的讨论，它们必须受到更广泛的批判，以已经载入编年史的更广的圣经运动为基础，远离父权，朝向一个更加平权主义的愿景。[12]
布朗逊的基于“圣经运动”的“更广泛的批判”，使得他概括出他支持同性恋行为的论证：“证据显示，对于对所有委身的同性亲密关系的当代形式，予以清楚地、毫不含糊地禁止的那些圣经段落，并没有支持它们的道德逻辑形式。”[13]
按照这种方式，女权主义一代所面对“恐怖的经文”和支持同性恋、双性恋及变性者的修正派一代所面对的“冲击经文”就被对付掉了。它们的权威，因着被贬低成为写给过时的年代的过时的文字，而大大受挫。
但通常，那些可能走在支持同性恋、双性恋及变性者的路上的、一般的去教会的平权主义者，他们没有读过韦伯或基纳，瓦因斯或布朗逊。相反，他或她只是单单在一种文化中长大，这种文化渐渐因着女权主义推动男女角色可互换性而被限定。
平权主义推动轻描淡写男人和女人之间天然和社会的不同，借此主张女人能做任何男人能做的。就是如此。此举，以推动和扩展女人参与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开始，特别是那些按着传统和历史传承保留给男人的方面，涵盖从服兵役到教牧事工的一切。平权主义的论证按着一个假设进行，即男人和女人在功能上是可互换的，包括在社会、教会和家庭中。任何人，若试图将女人排除在任意这些范围的领导地位之外，渐渐地，轻则被视为倒退，重则被视作厌恶女人的。
但这样功能的互换也就为形式的互换铺平了道路。如果女人能做男人在家中所能做的任何事情，为什么还需要男人在家里？两个女人不就够了吗？为什么不是两个男人呢？如果一个女人能成为一个男人所能成为的，谁还会说她不能成为一位父亲？
换句话说，功能上的可互换性谬误，就使得一个更加基本的、形式的和性别的可互换性看似合理，有了它就相当于重新定义了社会。最终，在生活的所有领域使用雌雄同体的标准，也就会导致生活的所有领域里的雌雄同体。[14]
按着哲学方式讲，那么，滑坡进一步被对男女可互换性的钟情所润滑。
然而在圣经中，作者们多次诉诸于神的创造，以其作为教会的规范。汤姆•施赖纳（Tom Schreiner），在他对韦伯释经学的批判中，恰如其分地写到：“论到离婚、同性恋和妇女问题，新约的论证都是依据创造次序。”[15]
凯文·范胡泽（Kevin Vanhoozer）对救赎运动释经学的评判同样直截了当：
在这种（救赎运动）观点上，圣经经文是在一条对准爱、公义和平等的轨迹上，尽管不是所有经文都归于此。这种方法的一个问题，就是解经者必须假定他或她是站在这条轨道的终点，或者至少比某些圣经作者所处的点更向前（或者最好绘出线斜率截距公式！），才能看到它导向哪里。韦伯从他的角度，认为它导向极端的和解，导向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平权主义，但是他不觉得这会包容到允许同性关系的地步。而其他的解经家，如卢克·约翰逊（Luke Johnson）和史蒂芬·福尔（Stephen Fowl）则诉诸于完全相同的救赎轨迹逻辑，来为同性关系正名。[16]
换句话说，范胡泽将这条伦理轨迹认定为我们试图定义的滑坡。
但是，与其将历史看作是断开的一系列的连续的、渐进的时代，其逐渐变得越来越开明和道德，圣经展现的是，今日的教会仍然处在跟早期教会相同的“时代”，这是一个由基督所开启的时代。按照这种观点，教会应当把自身理解为，如范胡泽所说的，“处在跟早期教会一样的救赎历史位置”。[17]
如果他是对的，因着认识到我们对圣经文化的道德或对我们自己的道德的评估并不是决定性的和约束性的，那么教会就无权协商哪些意识形态意愿应当被解释得比圣经的意愿更“救赎”。相反，我们应当相信唯独神永恒的话语可作规范。如若不然，我们如何能相信我们的主观判断足以正确地预知圣灵在神的话语之外正在创造着的末世论的世界？[18]
平权主义的解经家和支持同性恋的解经家，都致力于详细解释过去和现今的文化，以及两者之间感知到的伦理“进步”。而另一方面，互补主义的解经家否认这些经外的解读。我们并不委身于任何文化的道德规范，包括来源于圣经但走偏的父权文化，它像我们现今的文化一样，是道德败坏的。相反，我们委身于圣经中揭示的伦理，而不是圣经以外的。人对圣经导向何方的感知，当然会发生改变。但是神在创造和圣经中的启示永不会变，唯独这启示就能供给我们足够坚实的基础来建造生活、道德和防御世俗的壁垒。
那么，接受平权主义和支持同性恋之间真地存在斜坡吗？
是的，不幸地是，它的确存在着。
它是什么？简要说来，它是一种对圣经的主观伦理轨迹的坚持，其润滑剂就是我们主观的文化观念，强调我们用特定的方式应用特定的经文。所幸的是我们有更可靠的站立根基：神的美善创造设计，在他的永恒的话语中所揭示的他的意愿，他的话语字字句句都是权威性的，并且“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提后3:16）。
[1]两个历史点：（1）第一个福音派“平权主义”组织，福音派妇女决策会（EWC），很快地接受了同性恋，使得“支持符合圣经的平等的基督徒”这一组织不得不分离出来并成立自己的、不支持同性恋的组织。（2）在一本详述安立甘宗内部关于同性恋问题辩论史的书中，作者将女性的神职授任和同性恋联系到了圣经权威问题上：“同性恋问题被视作一个关乎其追随者可被以一定的方式联合和激励的问题，这一方式不适用于一个世纪前英格兰教会中女牧师按立问题的情况，尽管那也清楚地是一个圣经权威问题，在圣经中有严格的描述。”史蒂芬·贝茨（Stephen Bates），A Church at War: Anglicans and Homosexuality (London: I.B. Tauris, 2004), 15。在这本书中，贝茨称女性的神职授任问题是“一个世纪后对同性恋问题激烈争论的预演”（贝茨，90）。
[2]在下面的论证中，我只针对那些我称之为“福音派”的平权主义者，换言之，作为解经者，他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圣经正典的每一个音节—并且圣经本身是权威的。之于我会澄清的，我认为平权主义式的解读圣经减弱了神权威性的话语，并且按此方式看平权主义者的信仰告白胜过他们所行的。即便如此，我并不针对采用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方法读圣经的人，他们如手持剪刀，忽略了他们认为毫无启发的整本圣经。处理这些问题，这个方法过于简单，不可避免地，手上的经文看上去更像是人类的思考而不是神的信息。
[3]圣经释经学主要由两个问题构成：经文的意思是什么？对我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给其百姓的话语，在解读别的、非启发性的经文时，圣经的诠释至少要比正常需要的多一个步骤：不仅要辨别出经文在写作时的意思，而且要辨别出其现今的意思。通常，平权主义和互补主义读经的解经分歧是在这场运动中，穿越了原作者背景和我们今日的背景的之间的“鸿沟”。
[4] William J. Webb, Slaves, Women, & Homosexuals: Exploring the Hermeneutics of Cultural Analysis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01).
[5]基纳称：“妻子应当以基督徒的方式顺服文化中那些对他们有权柄的人，但权柄结构和顺服的表达方式在所有的文化中不尽相同……在新老政权交替的时候，我们必须选择与神的国的原则最相谐的政权；保罗在他的时代是最进步的作者之一，鉴于这一事实，我认为今天我们应当立足何处并不是个问题。”Craig S. Kenner, Paul, Women, & Wives: Marriage and Women’s Ministry in the Letters of Paul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2), 209.
[6] Vines, 106.
[7] Vines, 106.
[8] Vines, 130.
[9] Vines, 142.
[10] Vines, 143.
[11] Brownson, 57.
[12]恋及变形者：“圣经的伦理轨迹应当引导基督徒走向一个更加包容的立场，接受那些一度被认为‘不洁’的人，新约中耶稣命令要倾听的人，并且仰赖圣灵不断的启示来指引我们的信心和行为。”The Gospel of Inclusion: A Christian Case for LGBT+ Inclusion in the Church (Eugene, OR: Cascade Books, 2019), 3.
[13] Brownson, 276.
[14] 这段很大程度上利用了我写过的一篇文章，就是专门对付这种论证的：Colin J. Smothers, “The Fallacy of Interchangeability,” Eikon: A Journal for Biblical Anthropology 1.1 (2019), 8–14. 这篇文章也可在网上阅读： https://cbmw.org/topics/eikon/the-fallacy-of-interchangeability。
[15] Thomas R. Schreiner, “Review of Slaves, Women, and Homosexuals,” JBMW 7 (2002): 48.
[16]Kevin J. Vanhoozer, “Into the Great ‘Beyond’: A Theologian’s Response to the Marshall Plan,” 见 Beyond the Bible: Moving from Scripture to Theology, I. Howard Marshall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4), 90. 参照 Luke Timothy Johnson, Scripture and Discernment: Decision Making in the Church (Nashville: Abingdon, 1996), 144–48; Stephen E. Fowl, Engaging Scripture: A Model for Th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1998), 119–26.
[17] Vanhoozer, 91n16.
[18] 所以范胡泽：“一个人可以决定什么算作救赎运动，而无须假装站在进程的尽头，无须声称知道圣灵正创造者怎样的末世论世界？”同上，91。
译：王清彦；校：CCL。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 Is the Slippery Slope Actually Slippery? Egalitarianism and the Open-and-Affirming Posi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