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07和1808年冬天，复兴席卷了爱德华·多尔·格里芬（Edward Dorr Griffin）所带领的教会，为他的教会增加了200多名成员，之后他写信给他的朋友阿什贝尔·格林（Ashbel Green），这样描述这场复兴：
这次做工，无论是动是静都超过我所见过的一切。虽然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一切，而且看起来几乎不需要以人为器皿，但它却做得如此安静。………归信者带有强烈的谦卑和不自我信靠的特点：他们没有因确信的盼望而兴奋，而是倾向于战兢。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的观点深刻而有分辨力；并且所有人，或者说几乎所有人，都因重生而相信独特的恩典教义。[1]
这次复兴以“安静”“无声”和“独特的恩典教义”为特征，它似乎与被称为第二次大觉醒的时期极不相称。许多人认为第一次大觉醒是有节制、有秩序、在神学上强而有力和加尔文主义的，以约拿单·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的神学和领导为缩影；相反，第二次大觉醒被视为情绪化的、狂野的、无神学的和阿米念主义的，以边境上狂热的营地聚会或查尔斯·芬尼（Charles Finney）操控性的“新举措”为缩影。第一次大觉醒被视为神真正的工作，而第二则被描述为以人为中心的操控性工作。前者被视为复兴，而后者被视为复兴主义。当我们聚焦于各时代的某些方面时，这些鲜明的对比是合适的。但这些概括性的说法忽略了第二次大觉醒的某些大而重要的领域。由于把整个第二次大觉醒称为人为复兴主义的结果，我们没有认出1798至1820年间有许多例真正的复兴，我们可以为之欢喜并从中学习。
本文将要描述第二次大觉醒中的一些复兴，这些复兴在很大程度上被我们遗忘了。我把焦点放在这次觉醒运动的最初几年，然而这些复兴的特征在之后多次类似的复兴当中都可以看到，那些复兴于1798至1820年间的新英格兰，新泽西和纽约，在爱德华兹的门徒当中发生。
我希望这些故事能激励人心，我希望它们会加增我们对复兴的渴望，我也希望它们会帮助我们不再以不加限定的方式说，第二次大觉醒是人为复兴主义的结果。
在众多的爱德华兹派“先知学校”中，格里芬得到了小约拿单·爱德华兹的指导。他的第一个牧师职位是在康涅狄格州的新哈特福德，在那里他经历了1798年11月开始的复兴。在接下来的12个月中，有100个人“满怀盼望地归了主。”[2]复兴也在利奇菲尔德和哈特福德县从一个村庄传播到另一个村庄，这个地区的教会大多由爱德华兹派的牧师带领。历史学家大卫·克林（David Kling）计算过，从1798年到1800年底，康涅狄格州西北部的30个公理会教会接纳了1699名新信徒。[3]格里芬后来回忆说：
我看到属天的甘霖连续不断地降在新塞勒姆、法明顿、米德尔伯里和新哈特福德（都在康涅狄格州），直到1799年，我可以站在利奇菲尔德县新哈特福德的家门口，在一个神做奇妙大工之地数出50或60个聚会点，并且在新英格兰不同地区还能数出更多。[4]
到1799年秋天，撒母耳·霍普金斯（Samuel Hopkins）为复兴的传播而欢乐：“最近在新英格兰和纽约州的部分地区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复兴，据说在超过100个城镇中，大多数（即便不是全部）的复兴都是在持爱德华兹神学的传道人的带领下发生的。”[5]
因此，在1801年的肯里奇营地聚会和1802年提摩太·德怀特（Timothy Dwight）在耶鲁大学带领的学生复兴之前，爱德华兹派牧师已经在康涅狄格州的教会中经历了广泛的复兴。神再一次临到新英格兰，而且是通过约拿单·爱德华兹的门徒们临到的。而且这些复兴更像是爱德华兹带领的复兴，而不是芬尼在未来几十年将要带领的复兴。
这些复兴并没有脱离正常的生活节奏，它们不是在营会中发生的，也不是出于对一次帐棚聚会的高度期待，更没有由著名的巡回布道者带领。它们发生在地方教会，其结果也是归信者加入地方教会。这些复兴几乎完全是由被按立和住在当地的牧师通过讲道和牧养带领的。除了祷告之外，这些牧师相信神用来赐下复兴的主要途径是“把神圣的真理清楚地表明出来”。因此，这些牧师强调传讲真理的重要性。他们会在周中进行额外的聚会来传讲和讨论属灵之事，也会交换讲台，或组成牧养团队前往附近地区的教会服事。这些牧师没有贬低地方教会的作用，而是试图提高教会成员制的重要性。他们放弃了新英格兰地区长期以来的做法，只让那些表现出可靠的重生见证的人领圣餐和成为教会成员。
第二次大觉醒运动常被视为无神学的和阿米念主义的。然而，第二次大觉醒中并非所有复兴都是阿米念化和对神学少有兴趣的故事。约拿单·爱德华兹“发现，没有什么讲道比那些强调……神在罪人救恩上拥有绝对主权之教义的讲道更惊人地蒙福了。”[6]他的跟随者也认同这一点。他们在第二次大觉醒开始时在康涅狄格州带领的复兴，是在牧师们传讲加尔文主义教义时发生的，而他们的听众不仅是归信了基督，而且还归向了他们的牧师所教导的不讨人喜欢的恩典教义。论到新哈特福德的复兴，格里芬写道，“加尔文主义教义是圣灵手中的伟大引擎，它攻击并击碎了罪人的心。”[7]
这些牧师没有传讲积极看待自由意志的观点，他们的目的反而是让他们的听众相信自己是全然败坏的。他们教导说，人的心是与神为敌的，因此未重生之人所有想要获得神的恩宠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他们不断催促失丧的人看到他们在罪性下的无能，从而承认他们完全依赖神才能得救。正如一位牧师所论述的那样，“一旦他们能清楚地认识自己可怕的败坏，他们就会放弃一切自救的想法……他们会披着麻布躺在灰中，什么都不想，只日夜呼喊‘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8]
人们归信时，就会开始相信和珍视上述这些真理。格里芬举了几个归信者的例子，他们的新信仰体现在他们对加尔文主义的接受上，如神的主权和拣选。这种归信和加尔文主义的融合在其他城镇也很常见。老撒母耳·米尔斯（Samuel Mills, Sr.）报告说，“对于神做工的对象来说，这并非少见，他们先前主要的苦恼和焦虑来自于感到自己落在了神的手中，却意外地发现自己恰恰是因认识到神主权的思想而大有喜乐。……他们的喜乐……显然是因为认识到神是至高的，而自己完全由他所掌管。”
人们经常把第二次大觉醒与情绪过度和操控联系在一起。无论是边境营会中强烈的、有时是狂热的情绪，还是芬尼设立的“决志作为”带来的压力，归信往往都是由激烈的情绪表现引起的，并且又导致激烈的情绪表现。以教会为中心的加尔文主义复兴在这一点上也有所不同。在一份份地方教会复兴的报告中，牧师们描述了人们在安静和热切关注教导时表现出来的属灵强度。格里芬报告了他的教会中的一个复兴时期：
在安息日的大会和公众聚会或是演讲中，现场几乎像坟场一样寂静。没有哭喊，没有喧闹或混乱，没有任何狂热的症候。工作似乎是由一个仍然很小却有能力并能征服一切的声音所进行的；所依靠的是神的真理对人心的大能。[10]
在索默斯，觉醒运动“没有一次伴随着喊叫或喧闹。”[11]在西不列颠，约拿单·米勒牧师（Reverend Jonathan Miller）解释道，“没有发现任何喧闹或骚动，没有叫喊或昏厥，”相反，“安静和对教导的热切关注占了上风。”[12]
那么，这些加尔文主义、以教会为中心、情感克制的复兴产生了什么结果呢？数以百计的人归信了基督并加入了当地教会。在这一时期的几十份教会名册都能证明神做了异乎寻常的工作。此外，正是这些牧师和他们的教会牵头创立了美国早期的宣教组织。1798年6月21日，随着复兴运动越发广传，这些公理会牧师成立了康涅狄格传道会（Missionary Society of Connecticut）。他们想要传福音和看见复兴传播的热情，促使这些牧师创立了美国公理会差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即美部会），美国圣经协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安多弗神学院，和联合海外传道会（United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通过这些基本上被遗忘的复兴，神点燃了属灵的火焰，在19世纪推动了前所未有的宣教运动。
那么，如果这些复兴如此重要，为什么我们没有听到更多关于它们的消息呢？主要原因是，到了19世纪20年代，第二次大觉醒被一种新的神学和新的方法论所取代，这些神学和方法论有望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随着查尔斯·芬尼和他的新举措开始变得越发显要，爱德华·多尔·格里芬和其他人敲响了警钟，并试图反击他们认为是人为的复兴主义。到1827年，格里芬成为威廉姆斯学院的院长。他敦促毕业班的学生“表明你们是复兴的朋友。”但是，进而警告他们要“逃避那些虚浮的行为”，这些行为“经常给过去的复兴带来污名，使心怀偏见的人反对它们，又把致命的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13]一位从前的学生回忆说，格里芬“不是狂热主义的朋友”，他“反对一切人为的复兴形式”和 始相信祷告必然导致归信时，格里芬很快纠正了他们。
1832年，格里芬写了两封信直接驳斥新举措。他批评了传道人为了“带领觉醒的罪人委身基督”而使用的不同方法。这些“花招”——比如呼召人们“站起来请公众祷告；走上过道……去坐在称为……‘焦虑者座位’的特别位子上；（以及）上前来跪下，让人为之祈祷”——有导致人“依赖真理和祈祷以外的其他方式，和神以外的其他力量”的危险。牧师们不断呼召罪人形成“决志”并做出他们无法靠自己实现的“承诺”。格里芬争辩说，罪人“必须立刻投靠圣灵，”而不是做决志。[15]
尽管这些新举措的目的是让罪人克服对人的恐惧并唤醒其他人做出类似的委身，但它们往往会导致罪人“自义地依靠”他们自己的行为而不是依靠神。牧师依赖“这些新发明的影响人的手段”，意味着关于神的性情、人的罪性、“赎罪的规定，和神接纳人的条件”的真理“没有得到很完全地体现，甚至没有得到研究。”格里芬称，相反，传道人只是触及了“少数劝诫的话题”，让人们处于“无知之中，很容易受到不正常的刺激。”他警告说，这种形式的复兴，会导致虚假的归信和宗派主义。
格里芬和他的朋友们，如亚撒黑·内特尔顿（Asahel Nettleton），继续渴望复兴，并相信他们的教义体系和方法最适于实现复兴。格里芬警告说，芬尼和他的追随者正在教导“阿米念主义的自我决定能力”的错误教训，并把救恩变成人的方法和意志的产物。他担心，在这场愈演愈烈的内斗中，真正的复兴将成为牺牲品之一。他预见到，新的、以人为中心的神学会使那些拥有正确神学的人退缩，不再寻求复兴。他警告说，复兴主义会使人们忘记复兴。
在很多方面，格里芬是对的。他所帮助牧养的历史性复兴在很大程度上已被遗忘。他对合乎圣经的复兴的异象也一样被遗忘了。格里芬和与他同工的牧师们当然没有把每件事情都做好。但他们所带领的复兴和他们的著作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复兴主义的危险，也更充分地相信发生神所赐的复兴的可能性。
[1] William Buell Sprague, Memoir of the Rev. Edward D. Griffin, D.D., Compiled Chiefly from His Own Writings (Albany, NY: Packard, Van Benthuysen & Co., 1838), 93.
[2] Sprague, Lectures on Revivals of Religion, 427 (appendix).
[3] Kling, Field of Divine Wonders, 252.
[4] Edward Dorr Griffin, in William Buell Sprague, Lectures on Revivals of Religion (Glasgow: William Collins, 1832), 426 (appendix).
[5] Samuel Hopkins to John Ryland (draft), 17 October 1799, Samuel Hopkins Papers, Trask Library.
[6] Edwards, The Great Awakening, 4:168.
[7] Griffin, Letter on Religious Revival in About Forty Adjacent Parishes.
[8] 同上，1:375.
[9] CEM 1 (July 1800): 29.
[10] Griffin, Letter on Religious Revival in About Forty Adjacent Parishes.
[11] CEM 1 (July 1800): 19.
[12] CEM 1 (July 1800): 23.
[13] Edward Dorr Griffin, A Sermon, Preached September 2, 1827, Before the Candidates for the Bachelor’s Degree in Williams College (Williamstown, MA: Ridley Bannister, 1827), 15.
[14] Cooke, Recollections of Rev. E. D. Griffin, 149.
[15] Sprague, Lectures on Revivals of Religion, 435-436 （附录部分）
译校：无声宏扬；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Forgotten, Real Revivals of the Second Great Awaken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