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

当我还是一名年轻基督徒时，我经常听到这句话。它描述了上帝有时会用奇妙的方式让祂的教会在最恶劣的条件下茁壮成长。现在回想起来，我意识到这句话带给我的兴奋多于我对它的理解。

当我 23 岁来到中国时，我想看看在一个政府、教育系统和文化都反对福音的地方福音如何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我天真地设想了一个相当简单的公式：福音宣讲 + 逼迫 = 教会成长。

当然，现实并非如此简单。据研究估计，从 1949 年到 1979 年，中国教会在猛烈地逼迫下增长了六倍。[1] 在接下来的三十年里，压力逐渐减小，教会的增长规模甚至比之前甚至更大。

圣灵的工作似乎不能与逼迫程度如此紧密地关联在一起。此外，强烈的逼迫往往会迫使教会之间的合作瘫痪。在极度危险的环境中，教会往往会选择安全，这意味着只相信自己地方教会的人，因为他们显然是“自己人”。其结果是缺乏大公精神或与其他教会的合作。进一步的后果就是教会软弱，因为没有人以有益的方式彼此配搭地传福音。

在过去 25 年中，我有机会参与了中国教会日益增长的合作，这些教会面临着较低程度的逼迫。我所说的“较低程度”的逼迫是指，出于现实和政治的原因，与上一个时代相比，政府已经放松了对教会的控制。虽然“家庭教会”[2] 通常规模仍然较小，平均只有 2 5-50 名成员，但在许多地方都有可能发展到 100-200 人的规模。教会仍然违规，但不同地方不同程度的执法力度允许了一些教会发展壮大，能够支付牧师工资，甚至可以与国内和更远地方的其他教会谨慎地保持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思考一下我们可以从逼迫下的合作学到的一些功课。

第一，逼迫迫使牧师认识到他们需要其他牧师。

这并不是因为受苦者喜欢有人作伴，而是因为牧养迫切和实际的需要在呼喊其他人来帮忙分担。

例如，规模较小的教会预算较少，通常由带职长老或单独一位受薪牧师带领。长老团队（如果有的话）可能只有两到四个人。在我所在的城市，我们发现每月一次的祷告会、团契和讨论棘手问题的聚会，对于那些没有太多帮助的服事者来说是上帝赐下的礼物。

第二，逼迫迫使教会合作培养年轻领袖。

许多自由度较高地方的教会由于规模大和资源多，可以在自己教会内部开展培训计划。我们则开始了一个全市范围内的实习项目，将实习生聚集在一起学习和讨论，但也将他们分散到各个教会进行实际的事工培训。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让地方教会了解他们将来可能要选立的年轻领袖。

第三，逼迫迫使教会面对自己寿命有限的现实。

在西方，教会可以合理地认为自己在十年后还会存在，但在中国，没有一个教会会做这样的假设。大多数家庭教会都很脆弱，撤换几位主要领袖或政府的骚扰增加都会使教会四分五裂和消失。

教会寿命短的威胁会给教会带来三个方面的影响。首先，它产生了“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约 9:4）的紧迫感。第二，它促使成员活在这样的信心中：虽然我们的这一间教会可能会停止，但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永远不会停止。第三，它促使他们与周围的其他教会建立关系。因为成员们明年可能需要加入别的教会。

第四，逼迫迫使教会植堂。

在教会必须秘密聚会的地方，聚会场所的大小尤为重要，因为规模过大可能会引起政府不必要的注意。当一个教会从 50 人发展到 100 人时，它被执法部门突袭并失去聚会场所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从而迫使它要拆分成两个教会，在更小的场所聚会。

为了适应教会的发展和执法部门的压力，我们教会不得不两次拆分领袖和成员。从短期来看，这些决定令人心碎。成员们感觉就像是自己的家被拆散了。

从长远来看，我们目睹了整个教会大家庭的出现。每个教会都知道，在时机成熟时，它也必须植堂。这种心态促进了他们之间自然而热切的合作。

结论

在上面的四个小标题中，我使用了动词“迫使”，为了说明教会通常不会自己走上这些道路或获得这些益处，直到他们不得不这样做。谁会选择逼迫！然而，神常常使用逼迫作为一种手段，使祂的教会在困难处境中茁壮成长，这也包括了更加强调教会合作的重要性。

虽然并非所有的中国教会都能如他们所愿地开展合作，但我见证了一种强烈的、日益增长的大公性，这值得处在更自由环境中的教会学习。界定神学上的一致并寻求合作是值得的。成为“真理的同工”不仅是一种生存技能，更是用一种更好、更符合圣经的方式在健康成长和完成大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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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阅但以理·贝斯（Daniel Bays），  A New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2] 许多未注册的中国教会不再在成员的家中聚会，尽管这一术语仍广泛使用。我所说的教会不包括“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及其控制的堂会，我认为它们不是教会。

译：DeepL；校：Jenny。原文刊载于九标志英文网站：Cooperating Under Persecution .